华裔社群在革命后的遭际

　　华裔古巴人和1959年古巴革命的关系是双重的：很多人出于对民主自由和族裔平等的向往加入了革命，组成了华裔纵队。这些人在革命后如果选择继续和新政权合作 (1959年古巴推翻独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实际上是由一个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动的，但革命后一种政治势力独占政权的现实很快瓦解了这个统一战线)，他们可以进入上层，成为种族平等的象征。书中的三位将军用自己身居高位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给华裔带来的种族平等，说这在美洲其他有华裔的国家是罕见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显示了“官本位”意识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而是所有政治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的价值标准。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古巴旧政权和军队中的种族成分也不简单，被推翻的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 (他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末一直影响古巴政坛)就是姆拉托(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另一说是他实际上是姆斯蒂索，即白人和美洲土著居民的后代)，因此旧政权下的种族压迫和歧视又从何谈起呢？

　　更重要的是，1959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那一部分华裔地位的上升并不能代表整个华裔社群的命运。在革命后的社会改造中，经济上成功的华裔社群首当其冲，和外国资本一起成为国有化和合作化的对象，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私营华裔社区经济到了1960年代中期不复存在，甚至连街头小贩都在1968年的“革命攻势”运动中被扫除干净。这个运动类似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的结合，当时古巴全国动员，投入一个不切实际的1000万吨糖的指标，号召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为此一夜之间消灭一切残剩的小生产者和私营经济，街头摊贩的“财产”被没收，摊主集中送入劳动营。至于华裔社区独立的组织、出版物和各类活动，在新体制下更是不可能继续存在。因此，革命后古巴华人虽然在新政权下政治上处于和其他族群平等的地位，但同时丧失了自己历史上所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自主性，而这恰恰是古巴华裔的族群特征。但《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对这段革命终结了华裔社群的历史一字不提。

　　古巴华裔社群的这个遭遇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在第三世界形形色色的“国有化”和“经济独立”的浪潮中，被“充公”的并不只有西方资本和民族资本，也有大量的华裔资本和中小商业。例如1964年缅甸军政府实行“社会主义”，剥夺私人资本，首当其冲的就是华裔社群，很多一夜之间从腰缠万贯到一文不名的华裔只好回到中国，他们的身份也由“活侨”(即在居住国有产业的统战对象)变成“死侨”(即回不去的、不再是统战对象的华侨)。1970年代中期南越和柬埔寨“革命”成功，又再次上演了针对华裔的这样一出“社会主义改造”悲剧。数十万华裔丧失的不但是财产，更是生命，很多人只得投奔怒海，成为难民，而且还背上了“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恶名。他们当中很多人辗转来到北美后重新白手起家，现在又是成功的小业主。在那些他们曾经生活并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国家，对他们财产的“国有化”虽然是赤裸裸的剥夺，远比剥削更恶劣，但却蒙上了“公有”和“公正”的道义外衣。相对于西方资本和所在国的民族资本，华裔实业家和一般生意人虽然是富人，但却是弱者，他们的发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依赖，完全靠经营得法，靠辛勤流汗，夹着尾巴做人，政治动乱中常常成为牺牲者，因此成功特别来之不易。不但如此，他们在居住国受到的这种政治和经济遭遇也根本得不到自己原来祖国政府的同情甚至声援，因为中国当时自己也刚刚经历了类似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要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还要号召世界革命。

　　1959年古巴革命给华裔社区造成的冲击是如此巨大而彻底，以致古巴华裔的族群意识到了1980年代弱化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书中受采访的老将军们承认，到了1980年代，古巴华裔的新生代对“华裔古巴人”的概念十分陌生，但他们把这种族群身份意识的丧失完全归于自然原因，说这是因为当时在古巴“只有大约300人是在中国出生的”(意为还活着的第一代移民)，而回避社会政治原因。按照这个解释，那么华裔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来保存自己的族群特征，这显然和很多国家华裔族群生存的历史和现实不符。华裔社群受冲击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哈瓦那中国城的衰落和破败。书中说，1993年一些华裔后代向中古友好协会联合发起请愿，要求修整和复兴哈瓦那的中国城，具体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保护中国城原来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二是恢复中国城的经济活力。由于书中只渲染1959年革命后华裔中的革命者政治地位的上升，对整个华裔社群尤其是中国城在革命后的遭遇基本没有介绍，因此这个“新发展”对于不了解历史演变的读者来说显得十分突兀：既然华裔古巴人既参加革命又从革命中获益，那么他们的社区中国城又到哪儿去了呢？古巴华裔社区衰落的一个原因和中古关系有关：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末，古巴由于和苏联结盟，被当时的中国称为苏联称霸全球的马前卒，两国关系不是敌对就是冷淡，古巴的华裔当然不能指望有什么出头之日。到了1990年代初，苏东瓦解，古巴转而从中国获得巨额援助和国际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1993年古巴一些华裔后代有勇气发起请愿、要求恢复中国城活力的政治背景。

　　华裔将军与古巴经济改革

　　如果说《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对于华裔社群在1959年革命后的遭际的介绍大有值得推敲之处，那么它的第三部分“特殊时期及其他”对自1990年代以来古巴社会的演变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而这和“历史没有终结”这个主题是非常相关的。1990年代早期苏联结束对古巴的全盘经济援助后，古巴经济陷入困境，不但从1960年代早期就实行的食物和主要生活物资(包括火柴和手纸)的配给制变本加厉，有世界糖罐之称的宝岛连糖都要从拉美邻国进口。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著名专家徐世澄先生在他2004年发表于《拉丁美洲研究》上的关于古巴经济的论文中详细罗列了古巴人民生活物质的配给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值得赞赏的是，《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对于古巴经济困难不但没有回避，而且没有简单地归结于“外国封锁”。三位受访者之一邵黄将军甚至说他小时候看到古巴大量向外国出口西红柿、豆类和卷心菜，但革命后古巴完全依赖苏联和东欧的蔬菜，因此这个渠道一旦结束，古巴蔬菜极端短缺，给外国游客食用的蔬菜都要从海外空运。古巴飞行员称这些航班为“耻辱的飞行”。为了摆脱经济困境，领导古巴军队后备役的邵黄将军 (他也是古中友协主席)在第二号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支持下主持了有限的经济改革，号召大种蔬菜，多余产品可以在市场出售，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个经济改革首先在军队进行，因为军队有政治特权，可以试点，可以经商。这个改革的结果是有些菜农的收入超过了部长的名义工资，邵黄为此受到政治压力，被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励两极分化，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把紧缺物资(菜棚设备等材料)用来生产和国家大政方针无关紧要的蔬菜。在这场“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劳尔出面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说菜农的收入不可以高过部长的工资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自己是这个实验的“教父”，有问题可以找他。

　　对于了解古巴革命历史的人来说，这场“姓社姓资”的讨论似曾相识。1960年代早期在实行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之后，古巴立刻出现了经济困难并实行了生活物资的配给制(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当时一些经济领导人主张仿效苏联的经济改革，实行一定的物质刺激、市场机制和独立核算，保障人民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但这个主张被否定，随后发起了类似于中国大跃进和“文革”的“革命攻势”运动，企图一举过渡到共产主义。回顾这段往事，让人不禁掩卷而叹。

　　今天，华裔邵黄将军主持有限经济改革的勇气使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曾经活跃在哈瓦那中国城的华裔先人。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历史”——指华裔对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一个更宏大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没有“终结”，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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