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春光明媚。我背着双肩包，前往香榭丽舍大道华盛顿街上法语课。想着又要见到青春焕发的小武老师，还有友善好学的同学们，心里美滋滋，口中小曲哼。

　　走进地铁六号线G站，人不算多，打算到NATION站转车。刚上七、八级台阶，忽然，子弹般冲下来一个年轻人，有如黑旋风：黑上衣、深肤色，落荒而逃，迎面撞上倒霉的我。根本来不及反应，我从台阶上跌跌滚滚倒在出口处，眼镜掉在台阶上。“唉哟，唉哟”只觉得脸上、头上火辣辣，爬也爬不起。两位女查票员和售票室的三位女士，立刻赶来搀扶。

　　“唉哟哟，算了，不去上课了。”我捂着脸打算往回走。那几位女士招呼我：“在售票室等候，消防员马上来”。她们端给我一杯水，在我脸上敷了消肿的药棉纸。一个劲儿对我说“坐、坐、坐。”我想，脸上头上都起了包，不知脑袋瓜怎么样？就打电话找老公。这时，接到报警的消防员约有五、六位，开着车来到现场，他们负责处理突发事件。其中两位高个小伙，身背大包，猜想里面是各种应急物品。一个双手摸我脉搏，另一个检查我的颈动脉。消防员记录了事件过程，好在我随身带着身份证。他们说：“送你去医院？”心想：“哇，我不会法语，到医院怎么办？送到哪儿了都搞不清。”即答：“请等我丈夫来”。消防员又叫来管段警察，交代了情况。

　　先生老袁和同事老高急急赶来，远远看见消防员的车，他们想：“坏了，事情严重。”警察对老袁说，逃票者是笨蛋，证件都交给查票员了，还瞎逃。并说，医院诊断之后还需我们去警察局备案。

　　于是，跟老袁一起上了红色警车。我睡在担架上，下车之后是轮椅，三位急救员把我送进急诊室。

　　这天下午，连我共有四位是警察送来的：担架上的金发姑娘、坐轮椅不停呕吐的瘦小伙，还有一位胖小伙脚踝受伤，缠纱布，抱着一只鞋。医生按轻重缓急处置，量血压做检查。金发姑娘和呕吐小伙直接入内诊断。我和抱鞋的胖小伙，到外面和其他病人一起排队候诊。

　　等啊等。急诊室没有急诊气氛，医生患者都不急不忙，叫到名字才进去，按部就班。里面一个个小单间，由护士安排引导，医生和病人隔得挺远。

　　过了一会，我被换上医院的长衫，接受检查。年轻女医生气质高雅、语音甜美：“MAL?” “MAL?” “MAL?”(疼吗？)从头到脚细细查过。

　　接着再等。小医生向资深女医生报告情况，最终打印出几页诊断书及患者须知。记载了诊断状况，还列出一系列症状：如有以上症状，立即来院治疗。

　　第二天，按照现场警察的吩咐，我们去了区警察局。一上午又是等。先后遇到门卫、内勤、带路、登记和接待的好几位警察，态度和蔼，认真负责。查电脑、问情况、记录核对、请示上司等，节奏虽然慢，倒是有板有眼。

　　地铁站遇险，万幸！

　　一者，眼镜是树脂镜片，不会破，幸免眼睛受伤；二者，摔倒时滚下楼梯，有背包垫着。脸上头上磕出三个包，膝盖青肿，幸好只是皮肉之苦；三者，所遇地铁查票员、售票员、消防员、警员、护士、医生颇为亲切，处理及时；四者，体验了法国的救治系统，救助及时，环环衔接，医警介入，伤病费用有保障。

　　尽管遇到险情，尽管语言不通，却一直有人在给予我这样的伤者以救助。(摘自法国《欧洲时报》；文/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