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4月起，我开始在长野县属地方事务所从事对残留孤儿支援的工作。通过这个工作，我解开了15年前来日本的那天，在首都机场看到的那群农民装束的人为何去日本的疑问。以我当时的认识，我以为出国，尤其是到发达国家，应是去读书的，我实在不知道那群年过半百的农民去日本干什么？原来他们是所谓的残留孤儿，因战争而遗留中国的一群人。这些人多生活在中国的偏僻农村，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年龄又偏大，所以要想掌握日语实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长野县为了对这一人群给与援助，而在福利部门安置了我这样的人。

　　通过这些年在这里为残留孤儿服务，使我有机会认识了解了日本的福利制度。简单地说，比起北欧高税金高福利的国家来，日本应算中税金中福利。而且应该说，日本的福利制度相当健全。从儿童福利到残疾人、老年人福利及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扶助、医疗扶助等各种制度应有尽有，而且根据社会的需求在不断地加强和完善。从目前来讲，基本做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而这一点正是一个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是以老弱病残及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程度来判断的，保障得越好说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

　　在日本，孩子一出生便能得到儿童津贴，虽然各地有差异，但一般都是到小学毕业。学龄儿童若家庭收入低的话，可以申请就学支援生活扶助，由此就学费用的大部可以得到补助。单亲家庭有儿童扶养津贴，残疾儿童有特别扶养津贴，残疾人还有残疾人津贴。收入低于基本生活水准的家庭可以享受生活保护，根据收入情况可以利用高额医疗补助制度。还有年金制度、健康保险等等。

　　我的服务对象中，有一个残留孤儿三世，为智力障碍者。小学时来到日本，进入了普通小学的特殊学级，即为智障儿童特设的班，在此受到了学校老师周到细致的关怀和指导。中学毕业后，升入此地的养护学校高中部，直至毕业。之后进入为残疾人专设的职业培训设施进行了职业培训，并由专职人员为其找工作。这一系列的对残疾人周到细致的教育、扶助，不仅体现了文明社会以人为本的人道精神，还因为对残疾人系统而有效的教育，将他们对社会的负担减为最小。这些残疾者，大多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极限过着有尊严的生活。有能力者，一般都可自食其力。上述残孤三世的家长曾经对我感慨到：以前他儿子在中国读书时受尽欺侮，学校的集体活动不被允许参加，怕他丢学校的脸。而在日本，老师学校给予的关照是无微不至的，这让他们一家感激不尽。

　　去年，一位刚从中国来到日本的残留孤儿的亲属，因为心脏疾患需要动搭桥及更换大动脉瓣膜的手术。这样一个费用需五、六百万日元的大型心脏手术，通过利用国民健康保险及更生医疗，只花了十几万日元就做了下来。而且医护人员周到的服务、亲切的笑脸令患者及其家人赞叹不已。他们不能想像像他们这样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说的外国人竟能得到贵宾般的待遇。而且这几万、也可能是数十万人民币的手术费用如果在中国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根本别想做得起。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健全的医疗制度救了患者的性命。

　　总之，在这样一个健全的福利社会，人们的生存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不会因为地域、职业、收入等的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别。公平地说，日本现行的各种政策中没有对外国人的歧视性政策。除了选举权之外，外国人只要有长期合法身份都拥有和日本人一样享受所有的福利、教育等制度的权利。

　　关于对日本林林总总的认识，我是不可能一一记载在这有限的篇幅之内的。我还将在这块岛国的土地上生活下去，不断地认识和挖掘她的真实，并将这种真实传达给希望了解她的人们，通过了解消除误解，真诚相待。也许以我认识的局限决定了我对日本的看法会有偏颇，但我会在不断地对认识“清零”的过程中，力求公正、全面、客观地看待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全世界。所谓认识上的“清零”，就是打破固有的观念及思想框架，不以有色眼镜、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人和事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识。

　　我没有政治家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魄力，亦没有企业家抛洒财富的实力，但作为一介草民，为相知、为友好做点儿推波助澜的事情应该可以做到。(摘自日本《中文导报》；文/房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