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南京》让人背脊发凉

　　屠城的血泪和屈辱不应当也不可能被人遗忘，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心中的痛。《南京》是第一部以外国人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主要改编自张纯如作品中的第五章《南京安全区》。影片通过大量真实的历史图片和文献、当年西方人士留下的对日军屠城暴行的亲笔记录以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日军老兵的采访，真实印证了那段血腥的历史。

　　这场悲剧开始于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中国南京，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及无辜平民，30万人成为日军刀下亡魂，无以计数的妇女被强暴凌辱，无数的男性平民被来自日本高层的命令集体处死。平民们和已放下了武器的俘虏被集中捆绑起来，押出城外被砍头、活埋……滞留当地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及美国女传教士米妮沃琴(曾被译为魏特琳，回美国不久即精神崩溃自杀身亡)等十几位西方人士出于人道主义，冒着生命危险，在南京建立起国际避难区，保护了当地25万南京市民免受日军暴行和免遭杀戮。《南京》采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的日军老兵，从6个国家搜集到的各种音像和文字资料。一名叫约翰麦基的西方人用16毫米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录影短片，被称为“《南京》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片段之一”。

　　《南京》的背后

　　时隔70年，电影《南京》拍摄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有哪些感人故事？同一段历史，不同国家的观众反应有何不同？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南京》制片人泰德莱昂西斯与中方制作冯都。

　　真实资料是如何收集到的？

　　莱昂西斯：为收集这些资料，我们从世界各地包括日本、意大利、德国和美国搜寻相关资料。现在我们手头上有关于这段历史的最全面的资料，我将把这些资料捐献给我的母校乔治敦大学。

　　冯都：除了莱昂西斯所说的，我们到这些亲历南京事件的传教士的后裔家中一一拜访，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图片或信件。每一次拜访都让我们百感交集。

　　我还记得威尔逊医生的女儿如何从他们家储藏室里翻出几盘8毫米的胶片，说这是她父亲留下的，连她都不知道胶片里是什么—— 那些胶片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灰啊！我们的副制片人迪伦小姐费了好大的劲在洛杉矶租到了手摇的投影机，发现了威尔逊医生怀抱女儿站在家门口的珍贵镜头，最后用在了电影里。

　　威尔逊医生的女儿出生在南京，受她母亲的影响，现在一家老小还保持着过年包馄饨的习惯。

　　我在走访南京的幸存者的那段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我还记得采访的第一天去找姜根福爷爷。找了好久，出租车司机说没有这个地方。最后我步行了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他家——在一家垃圾回收站的旁边，没有任何电器，一张桌子一张床。老人裹着五六层的衣服在寒冷的冬天跟我讲他的血泪历史。他饱含泪水，却不失尊严。

　　导演是否有倾向？

　　莱昂西斯：大多数西方人，就拿我来说，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几乎为空白。我现在还只看到美国和中国的观众在观看影片时的反应。两者方式一样，观众都怀着仁慈、肃穆的心情，有泪水，也有掌声。

　　这部影片是基于电影胶片、日记、书信和见证者，是来自西方、中国和日本人的见证，不包含任何我们工作人员的杜撰。我们仅仅是让当年的目击者告诉制作人员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观众了解一段事实。（据《人物周刊》）

　　敬意献给真相记录者张纯如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仅36岁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原因至今仍是谜。死前，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媒体播发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表示敬意。近年来，在美国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正是这本书让西方国家对日军二战时在南京进行灭绝人性大屠杀的暴行，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关注。张纯如凭此书荣膺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美国华人团体“年度女性”称号。

　　纯如，意为和谐美好，出自《论语》“从之，纯如也”。张纯如的英文名“IRIS”意为鸢尾花，它是法国国花，象征希望、自由与和平。在父母的眼里，童年的张纯如是个“书虫”，而成年的张纯如是作家、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1994年，还在写钱学森传的张纯如，在加州一个小镇看到世界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展览，内容是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资料唤醒了她对祖辈遭遇的记忆，她当即决定，把记录南京大屠杀当作自己的责任。她想要世界记住这一事件，“否则，这种可怕的对死亡及死亡过程的不敬、这种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倒退现象，仅仅会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被当作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碍大局的小故障”。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它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施暴行的英文著作，是张纯如花两年时间搜集资料的硕果，出版后不久便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1998年5月16日的《纽约时报》载：“历史学家、艺术家、政治活动家们这样评价：如果说这本书有助于填补战争暴行空白的话，它同时也具有某种更深远的意义：对于太平洋战争和日本罪责的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觉醒。”（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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