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永远不会被忘记”

　　记者来到张纯如的墓地时，看到那里摆放了一束尚未枯萎的花。按照墓园公示的管理规定，墓地上的鲜花每周都要清理一次，显然，送来这束花的人应该就在不久前来的这里。“会是谁呢？”在此前与张纯如家人的通话中，记者了解到他们近期没有来过墓园，“或许是某个和我一样，心怀敬意的人。”

　　后来在网络上，记者找到了答案并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人，在他的博客上曾经写道：今年(2006年)11月9日是张纯如女士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日。张纯如女士的墓地在湾区，就在我经常开车会路过的硅谷的青山里。那个墓地的名字叫天堂之门……今天下午，我来到了她的墓地，表示敬意。”虽然这篇博文上传于去年11月，但却让记者了解到，尽管素不相识，但张纯如却一直活在很多人的心里，她从来没有被忘记！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看到一本美国的《读者文摘》，当期的封面人物正是张纯如，标题就是“她不会被遗忘”。

　　“她去世的消息让我流泪”

　　“我会永远怀念她。”在美国国家档案馆，80多岁高龄的档案研究员约翰·泰勒至今仍然记得他与张纯如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个年轻的姑娘，看起来还像个学生。她告诉我，她想查找一些有关二战期间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准备用英文写一本书。”

　　泰勒开始还不知道这位瘦弱的女孩子身上蕴藏着多大的能量，但他极尽所能地为她提供帮助。很快，这位资深的档案研究员就被她的勤奋、聪明和执着打动了。“她经常来，每次一来就是一、两周，那么枯燥的材料，她能不厌其烦地看上一遍又一遍，还经常跟我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段合作，泰勒和张纯如成了一对忘年交，“我们经常互通电话，又时是为工作，有时是彼此问候。但很多情况下，张纯如都处于忙碌状态。记得有一次早上我给她打电话，她睡意朦胧地说昨夜工作了一晚上……”

　　在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中，向一连串曾经帮助过她的人致谢，其中就包括约翰·泰勒。

　　让泰勒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给张纯如的家中打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人是她的妈妈。张妈妈在电话里哀痛地告诉泰勒：“纯如走了！”而泰勒显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印象中，纯如是那般地热爱生活。“走了？去哪里了？”……“当我弄明白她去世了的消息后，我拿着电话惊呆了，泪水静静地流了下来。”　

　　对张纯如的死因，外界最多的猜测是抑郁症。虽然是好友，泰勒却不愿去作分析，他只说，“她的压力很大。”

　　如今，在泰勒的办公桌上，仍然摆放着张纯如的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他还收集了很多有关她的报道，并一一展示给记者看。或许，这正是对好友的最好的怀念。

　　“他们的污蔑太荒谬了”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都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著名教授。痛失爱女后，他们移居加州的圣何塞。尽管内心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但两位老人还是选择坚强，他们不再将精力全部投放于自己的专业上，而是接过爱女的“遗志”，成为海外华人社团中为维护抗日战争历史真相而奔走的社会活动家。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在国际社会呼吁和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这次次采访很不巧的是，记者到达加州的时间，正好二老要赶去明尼苏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南京》首映式，然后将转道伊利诺伊去看他们的孙子——张纯如自杀时，儿子克里斯托弗刚刚两岁半。如今，这个可爱的孙子是二老最大的精神慰藉。在一通长长的电话里，张纯如的妈妈张盈盈教授与记者多次探讨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在国际舞台上的应有地位，同时也坦言，“要想让西方主流社会真正重视并研究这段历史，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相当多的努力。”谈到海外华人对美国慰安妇议案的成功推动，她说，“这仅仅是开始。”

　　从去年开始，二老连续两年以“张纯如纪念基金”的名义展开了征文活动。今年征文比赛的题目是“抵赖及其代价——反思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因为侧重要向国际社会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征文要求使用英文。尽管如此，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中，也有来自中国国内的中文作品，有的作品干脆说明：我们不是为了获奖，只是为了表达对张纯如的敬意，表达对你们正义之举的支持！

　　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张盈盈教授的声音一直很平缓，但在说到日本右翼对女儿的污蔑时，她抑制不住地提高了声音：“他们居然宣称纯如是中国政府的‘特务’，这简直是太荒谬了！我的女儿就是因为要写南京大屠杀，才去过两次中国，她甚至连中文都不会读……历史就是历史，想靠抵赖来否认，是绝对不可能的！”

　　“今年的12月13日，我们会在南京。”张盈盈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将赴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新馆的开馆仪式以及电影《张纯如》的首映。（郑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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