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在2007年岁末的12月26日下午就已经完成。撰稿，则迟迟没有动手，一直过了年关，进入新年，到1月6日发稿的前夕才不得不敲击键盘，不仅手指感到沉重，心也沉重。

　　十多天来，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映现出她那一双淡淡显着忧郁、悲凉的目光，尽管这种目光无法掩饰她那柔美的面容。看得出来，她做了化妆，但那种精神的疲惫和憔悴还是透过底粉像跑步冲刺一样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我的耳边，更是常常回响起她对在国内读书的女儿说的那句话：“好好读书，妈妈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我知道，这句话掷地有声，并不是所有在日本的华人女性都敢于这样对孩子说的。

　　是“红颜薄命”吗？我很快否定了这样的答案。这样的设问，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也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宿命论”之中。那么，我们还是一起看看她阶段性的人生轨迹吧。

　　邻家有女东瀛归，试图用婚姻改变自己乃至女儿的命运

　　离婚。她带着一个女儿在上海生活。此时的女儿，不再仅仅是这场婚姻的一个果实，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个未来的希望。还有，一位母亲责任的对象。

　　工作，在宾馆做服务员。每月大约有1000多元人民币的收入。保持母女俩的生活温饱没有问题，但日后女儿那高昂的学费从何而来呢？此外，实施合同制后的那一纸雇佣合同，每年一签，但说不续签就不续签了，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生活的安定感也从此消逝。

　　邻家有女东瀛归。说起来婚姻也是不幸的，和日本人丈夫离婚后自己带着儿子生活。这种娓娓述说吐露出来的“心痛”，只有在单身母亲之间可以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

　　可是，为什么邻家之女在离婚后还能够在上海购置房产？这个问题不能提问，只能暗思暗想，只能在心中激起一种愿望。邻家之女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问她愿意不愿意嫁到日本去？

　　结论是点头，尽管还是有些羞涩。让她吃惊的是，邻家之女要给她介绍的日本男人竟是此人离婚的丈夫。“他这个人就是没钱，人还是不错的。我不愿意和没有钱的男人过一辈子。你目前这样的条件，如果要找一个未婚的日本人结婚，是不太容易的。如果和他结婚，签证也好办。你们是办理的真结婚手续，入管局也不会为难你们的。”

　　她有过犹豫，一种难言的犹豫。但是，机会就在眼前，如果犹豫下去，这个机会很可能稍纵即逝的，因为邻家之女说了：“我不勉强你，我在上海还有其他朋友求着我介绍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邻家之女告诉她：“我可以帮助你办好这件事情，但要收8万元人民币的手续费。”然后，给她算了一笔帐，当然是讲支出这笔费用如何合算。

　　一边是囊中羞涩。一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她没有办法，只好到亲朋好友那里去筹款。过去听说，出国前去找人借钱，是最容易借到的。但是，她借了一圈下来，也只借到5万元人民币。最后，还是邻家之女大方地“开恩”，说：“剩下的3万元人民币，就等你到日本打工挣钱后再还给我吧。”这样，她于2004年8月13日在上海和日本人办理了结婚手续。

　　手续办得并不顺利。前后办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样，这个日本人在和她办理了结婚手续以后，还要不断地到上海来，以证明两个人是真正的夫妻，再用这种“生活照片”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催办签证。可是，每次日本丈夫来之前，邻家之女都会要求她把10万日元汇入东京的帐户，说是飞机票钱，话虽婉转意思却鲜明：如果不把机票钱汇来，日本人就不去上海。

　　不过，每次这个日本人来到上海时，都说是自己出的飞机票钱，从来没有拿到过什么10万日元。显然，这场婚姻已经转变成为一种见不得阳光的商业性的交易了。

　　好事多磨。她常常这样对自己说。2005年12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她终于出现在东京成田机场。看着机场大厅圣诞节的盛装，她犹如做梦一般，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吗？”但是，第二天，她就去打工了，到一家物产店去包小笼包，一个小时工资700日元，每天工作8个小时。

　　邻家之女讨好地对她说：“可不是所有到日本的中国人都能在下飞机的第二天就找到工作的。你有了这份工作，每个月就可以还给我钱了。”

　　变态的生活，让人生无法维持常态

　　出人意料。尽管在来日本之前，她已经知道这个日本丈夫没有钱，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想着自己能挣钱，不花他的钱就可以了。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丈夫，不但不给她一分钱，还反而向她要钱。

　　丈夫要去打“扒金宫”，出门时向她要钱；丈夫在酒吧喝酒，回来后说欠那里妈妈桑很多钱了，也向她要钱去还；丈夫说现在的房租是每月6万日元，“是因为你来才租下的，你如果不交房租的话，就从这里滚出去！”

　　难以置信的粗鲁，难以置信的野蛮。难以置信当今的日本社会还有文盲。这个日本丈夫没有固定的工作，高兴起来，就到建筑工地打一点零散工；没有情绪，就在家里闹着要钱。丈夫不识字，却像防贼一样提防着她，收集她所有带文字记录的笔记本、信函等，然后偷偷地带到中国人前妻那里，问她写的都是什么。

　　她与日本丈夫争吵过，但语言不通，道理怎么能够说得明白呢？！她往国内打长途电话，请会说日语的朋友帮忙解释，但丈夫根本不予理睬，还作出种种的威胁；她也曾在到日本3个月后忍无可忍地离家出走，当朋友们劝她要“忍”下来时，她又回到“家”中。这时，丈夫非但没有丝毫的歉意，还把家中的水费、电费、煤气费、房租等所有单据都甩给了她。然后，丈夫抢过她的钱包，看看里面只有三张纸币——1.2万日元，就从中抽走了1万日元，并把钱包随手扔在地上。

　　每到晚上，丈夫在家里要喝酒。几杯下肚，就会拿起话筒一个接着一个地给朋友打电话，大声高喊：“这样的生活没有意思，我要和这个中国女人一起去死”，“我要把这个中国女人杀了，然后自己去自杀。”打过电话，通常就是要乱扔东西了。一边胡骂，一边扔碗、扔盘子、扔坐垫、扔一切可以扔的东西。

　　难以启齿的是，这个日本男人的变态。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只要想做，就根本不顾及她，蛮横地行事。当她稍有不满的时候，换来的就是一顿粗暴的殴打。她奋起反抗，要去警察那里告发丈夫。这时，中国朋友告诉她：向警方诉说家庭暴力是需要证据的，是需要医院证明书的。于是，她到医院看病，面对医生惊讶的眼光，拿到了证明书。丈夫得知此事，恼羞成怒，给手上缠好厚厚的毛巾，再挥拳打来，还追问她：“我看你身上还有没有伤？”当用殴打都感到不足以发泄时，丈夫会撬开她的衣服箱子，把里面所有的衣服都用剪子剪碎，把她的内裤剪碎后放在脚下拼命地踩踏，而且是日日踩踏……

　　丈夫与中国人前妻仍然往来，理由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已经10岁的儿子。丈夫没有钱的时候，就到前妻那里去吃饭；夜晚，丈夫有时也会睡在前妻家中。有一次，丈夫的前妻打电话来要她去一趟，她进门后，得到这样的质问：“这个男人最近没有给我钱。他说因为是你不愿意和他过性生活，他才花钱到外面找女人了。这样，也就没有钱给我们的儿子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荒唐，几近于无耻。这一串串“故事”，就发生在现实的生活中，人生的常态也难以维系了。

　　改变生存状态，不相信眼泪的东京相信法律

　　她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女儿一天一天在长大，女儿给她写的信一次比一次长。女儿在信中告诉她：“我在会考中，取得了第一名。”看到这里，她泪如泉涌。

　　她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女儿：“一定要争气，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她也不止一次对女儿说：“妈妈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都是给你用的！”

　　尽管如此，她还是忍不下去了，因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人可以忍受的生活！她向日本丈夫提出离婚。得到的是一种狰狞奸笑后恶狠狠的回答：“做梦！我不会再让你延续签证了，你滚回中国去！我不给办签证，也不和你离婚，让你一辈子别再想嫁给别人！”

　　她几近绝望，2007年8月再次离家出走。这时，距离她手中“日本人配偶者”签证到期仅仅有4个月的时间了。如果签证不能延续，她就必须回国；但在婚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回国，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这时，她想到朋友们经常谈到的位于东京池袋的“木榑(こぐれ)行政书士事务所”，听说他们帮助在日中国人解决了不少法律和签证上的疑难问题。她按图索骥，决心请求帮助。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反复向记者表示：“请你一定要好好写一写这个行政书士事务所，他们是真心为中国人办事。”她告诉记者：“开始，这个事务所一位中国工作人员接待了我。她耐心地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后，建议我通过家庭裁判所办理调停离婚手续。后来，还是这位工作人员，在2007年10月和11月两次陪同我到家庭裁判所出庭，给我做翻译，让我有机会向法官述说真情。可是，我那个丈夫却不肯出庭。没有办法，我只好在12月3日向东京入管局递交了延长签证的申请。”

　　她清楚地记着2007年12月11日。这一天下午，家庭裁判所要为她的离婚案第三次开庭调停。没有想到，东京入国管理局一位审查官在上午给她打来电话，先是问她目前居住在何处，后是告诉她：“你丈夫已经打来电话，说让你回国，不让我们再给你办理签证延期手续。你现在离家出走，说明你们已经没有婚姻生活的实态了，你现在处于‘资格外活动’，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延续签证了。”

　　电话就这样结束了。她说当时自己一下子犹如堕入万丈深渊，当时就想自暴自弃了，因为打来电话的是日本唯一基本上不与日本人打交道、而又要维护日本利益的管理外国人的国家权力机构——东京入国管理局。

　　还是这位中国工作人员帮助了她。“不要灰心，先参加下午的开庭，然后请书记官出示证明材料，说明你目前开庭的情况，明天我们一起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作亲自说明。”

　　这次开庭，她的日本丈夫仍然拒绝出庭。法庭决定2008年1月18日第四次开庭。法庭书记官听说了她的情况后，当即为她出具了法庭正在调停的证明书。

　　12月12日上午，她们一起去东京入国管理局。在途中，她曾经打过退堂鼓，说：“日本人都是向着日本人的，我们去了怎么能够向他们说得清楚呢？”谁料，到了入管局“永住部门”后，一位审查官接待了她们，直言对她说：“我们也正想请你来谈谈呢。”

　　这位审查官耐心听了她讲述的一切，看起来好像是不动声色，只是问了几个问题。谈话结束时，审查官沉稳地说：“请你回去以后再写一份申请理由书，把今天说的都写在上面，然后等我们的消息。”

　　第二天递交材料。接下来就是等待。她说自己不抱希望了，开始作回国的准备。没想到，一个星期以后，东京入国管理局的通知下来了，把她的签证延长一年！

　　这一年，意味着她可以从容在日本依法解除痛苦的婚姻，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有新的转机！

　　当记者采访木榑行政书士的这位中国工作人员时，她微笑着说：“对于我们来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讲究责任和良心；对于我个人来讲，总是想尽量帮助在日本的华人解决这些签证上的麻烦。因为，签证问题直接关系到华人命运的进程和轨迹。”

　　这位中国工作人员还别有见地说：“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让在日本的华人对东京入国管理局也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华人社会，对东京入管局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见，至少认为他们是日本人偏向日本人。同时，对自己也总有些底气不足的感觉，因为语言、因为经济状况、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到了入管局时就觉得自己好像矮了半截。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不排除入管局有偏袒日本人的倾向，但更要看到入管局是一个权力机关，它在日本这个民主与法制相对健全的社会里，必须依法执法，所作的一切必须于法有据。人们常说东京不相信眼泪，我则想说东京相信法律！”

　　写到这里，再说什么就显得有些多余了。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所期待的就是在日本的每一位华人都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法律是护身的，所渴盼的就是在日本的每一位华人都能够运用法律的“尚方宝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求生存的境界早日进入谋发展的境地。(来源：《日本新华侨报》，作者：简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