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山寨”的外延从数码产品生产领域，逐渐扩散至一个覆盖种种文化现象的热词。“山寨”版“周杰伦”、“张柏芝”、“刘德华”，网上陪聊或者做广告；“山寨”春晚，更是直接宣称“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更离谱的是，还有行走于娱乐与违法边缘的“山寨”版银行卡、“山寨”版派出所。

　　“山寨”这个词的概括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只要是模仿的，都可以称之为“山寨”，比如，“山寨”的凯旋门、白宫，“山寨”版的肯德基、麦当劳。显然，如果仅仅以此为特点，“山寨”这个颇具生命力的词，内涵将被抽空。

　　因为，改革开放30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向世界学习模仿的过程，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最典型的是各种不中不洋的产品商标和房地产广告。退一步说，元朝的时候，欧洲也兴起模仿中国的瓷器生产的风气。如果仅仅将“山寨”看作一个低端模仿的词汇，那么得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结论：人类进步的历程，就是相互“山寨”的过程。

　　所以在讨论“山寨”文化的时候，必须要对其有所界定。在我看来，首先，它必须是模仿的；其次，它必须是暴利的；第三，它是反中心的、反正统的，且活跃了文化生态。第四，它应该是能娱乐大众的。

　　很多人将“山寨”与草根相提并论，但实质上这是两个问题，尽管它们有相似之处。“草根”一词，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民间力量兴起密切相关，它与精英相对，与民间立场共谋。从本质上，它试图表达一种在政治立场和价值信仰上，与官方对抗的姿态，目的是争夺话语权，有着强烈的政治指向性。

　　而““山寨””一词，则是在网络兴起，舆论空间广阔，技术手段不断发展条件下，人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争夺话语权是其次的，与政治和信仰也没什么关系，首要的是争夺市场，并且娱乐大众。“山寨”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大众文化，谈不上优劣，关键在于消费的有效性。好比电视台的模仿秀节目，总是长盛不衰。再比如说，卡拉ok，本质上，就是一种“山寨”文化。有人消费，有人喜欢，它自然就成了一种社会潮流。

　　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山寨”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我更倾向于将之看成是中国步入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前兆。因为它不仅反中心，而且还消解意义。同时，它往往是规模化生产，比小打小闹、浅层次的“恶搞”行为，更有气势，更深化了。

　　在“山寨”文化面前，艺术的神圣性以及形而上的意义被置换了。打个比方，在北京798艺术工作坊里，那些诡异或者恶搞的画作，是一种所谓的现代艺术，那么，经过市场的流通，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消费方式，这个艺术其实是崩溃了。好比说，满大街都可以看到有人背着“为人民服务”的书包，或者穿着印有切格瓦拉的衬衫，家家都挂有仿制的西方油画，这些本质上就是“山寨”文化。它们没有艺术意义，而只有文化学、社会学上的意义。

　　“山寨”文化，打破了艺术、政治、经济的垄断地位。“山寨”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比如说，手机里还带验钞机、望远镜；“山寨”的时代，是一个贴心的时代，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多的服务。“山寨”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它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方式扩大到极至，以最便宜的价格占领最广阔的市场，攫取最丰厚的利润；同时，让资本主义的符号生产遭遇空前的挑战。

　　资本主义的符号生产，是最高级的生产。比如说，它可以通过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论证资本主义是最后的意识形态，最普世的价值。它可以通过一堆废纸的股票，来营造一个财富的神话。它制造出品牌这个名词，并将其效应推到最高点，尽管产品自身的成本很廉价。

　　而“山寨”文化却在一旦程度上颠覆了这些符号。你讲市场，我比你更善于占领市场，毕竟全球不发达的、渴望廉价消费的还是更广阔的；你讲品牌，我造出一个跟你差不多的。说不定，哪一天，““山寨””也可以转为“王道”呢。

　　股票呢？也是可以造出来的。或者说早就造出来了。在广东沿海存在的地下钱庄和赌场，就好比是“山寨”版的证券交易所。一个在广东东莞的打工仔，可以花几百块钱，轻易地通过电话参与“买马”，他们也看“k线图”，了解马儿的走势。这些违法事件，时不时见诸报端。

　　如此看来，“山寨”文化与创造力匮乏的关系，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相反，它更显示出的是民间强大的创造力与消费力，需要积极引导，该肯定得肯定，该禁止当禁止。

　　同时，它从侧面反映出正统的文化样式，已经成熟，走到一个瓶颈，快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正因为正统的文化样式没有创新，自然就没办法引领时尚，也就很容易被模仿或者嘲弄。从这层意义上说，“山寨”文化的崛起，也预示着一个文化创新时代，应该不远了。毕竟，人们不可能乐意长久地活在一个“山寨”的时代里。(吕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