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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语言不通犹如“鸡同鸭讲”，那么对于基本概念没有共识的交流无异于“聋子的对话”

　　面对部分西方媒体所谓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的歪曲报道和恶意中伤，国内民众以及海外华人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和抗议。素来行事低调的中国人不同寻常地发出了如此高分贝的声音，我认为，西方人包括西方媒体在内一定是听到了。

　　听是听见了，但是是否完全听懂了呢？恐怕没有。要让西方真正听懂我们的声音，我认为有三个不同层次但又相互关联的条件。

　　语言能力是基本要求

　　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我们应该要有运用外语与外国人沟通的能力。即便是在没有政治偏见的情况下，就是两个西方人之间语言不通也会造成大大小小的误会。我与英国同事去法国出差，不会法语的英国同事总是感到法国人的粗鲁，明明可以听得懂英语，却偏偏用法语回答。而法国人也抱怨英国人的无礼，你凭什么假设所有的法国人都应该会英语呢？

　　如果这位英国人在与法国人交谈前先问一句：“您讲英语吗？”或者更进一步，按照法国人所希望的，用法语说：“劳驾，您讲英语吗？”那么，我相信下了功夫的英国绅士面对的一定是一位耐心和蔼的法国君子。这当然只是件日常小事，但是其中蕴含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到国际关系特别是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

　　这一点，西方的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今年4月下旬，作为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特使访华的前总理拉法兰，在临行前接受法国国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西方媒体上用西方的语言讲西方的价值观无助于与中国沟通，要沟通就要到北京去。”一句话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以英语投书《星期日电讯报》，以细腻和感性的笔触描述了她对奥运圣火在伦敦、巴黎的传递遭到干扰的心境，进而以数字和事实详尽地介绍了西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打动了不少原本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西方读者。

　　有了“交集”方能交流

　　傅莹大使在这篇文章中感叹地说：“挡在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上的这堵墙太厚了”。仅仅有语言这个工具本身还不足以打通这堵厚厚的墙。我认为，让西方听懂我们的声音的第二个层次的要求，是要建立中西“共识”。也就是说，在一些基本的事实和概念的理解上要有交集，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沟通。目前我们的对外报道，即便是使用了英语，也有许多基本概念依然是直译的“中式英语”，很难为西方读者所理解。

　　另一方面，从西方媒体的一些涉华报道来看，除了带有冷战色彩的的意识形态偏见外，西方人对于许多基本概念的理解与中国人的普遍认知有相当大的落差。例如，中国政府在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巨大努力，但是却依然被西方媒体横加指责。到底什么是“西藏文化”？在许多西方人的脑海中，处在世界屋脊的西藏就是梦幻般的“香格里拉”，因而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都构成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损害。所以，如果说语言不通犹如“鸡同鸭讲”，那么对于基本概念没有共识的交流无异于“聋子的对话”。

　　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建立东西方交流的“共识”，不能简单化为“与国际接轨”，更不可轻言“普世价值”。我们且不涉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样的敏感问题，即便在价值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等问题上，我们中国人也不宜动辄“与国际接轨”。既然是“国际”、“普世”，那么就不应该是西方国家既定的“轨道”和“价值”。

　　“与国际接轨”要讲究主动性和参与性，中国应更主动地参与国际轨道的铺设，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全世界公认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成功的范例，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模式。建议国内学术界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对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以及非洲、亚洲、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做一个详尽的实证研究，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发展观和理论模式，让“中国模式”进入清华、北大、哈佛、牛津的经济教科书，成为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的必读手册。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让西方听懂我们的声音第三层次的要求，也是最高境界。

　　让西方听见我们的声音并不难，让西方乃至世界听懂我们的声音，任重而道远。(翟华 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