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交会从1998年首办，至今已走过8年，它的举办不仅成功地吸引了高素质留学人才的回归，也给广州的各行各业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对于参加过每一届“留交会”的老“海归”袁建华博士来说更是深有感触。早已学成归来的他如今已劝服了自己的儿子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与优越生活回国与他一同投入祖国的建设之中。

　　“我听到了祖国的召唤”

　　袁建华1992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博士后，学成后移民加拿大，于1998年回国创业，其“艾滋病快速诊断”技术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

　　袁建华说，回国创业是他8年前参加首届留交会后做下的决定。

　　他还记得，他在经验推介会上介绍完自己掌握的艾滋病快速诊断技术后，与会的各界人士无不为此感到惊讶，“演讲结束后，有200多个人向我递名片，表示他们对技术的浓厚兴趣。”

　　袁建华如是介绍。当时，这种诊疗技术在国内十分欠缺，传统上诊断一个严重的病例至少需要通过抽血等复杂程序经过2—3小时才能确诊，但他的这项技术只需通过简单的快速诊断花10分钟便可得出诊断结论，各界人士一致给予好评。

　　“留交会让我听到了祖国的召唤。”这位老海归在事隔多年之后感叹道。

　　在他眼里，“留交会”的意义是重大的，袁建华表示：“它吸引到的绝对不只是一两个人才那么简单。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在国外掌握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在国内是非常急需的，他们一个人带来的一项技术就有可能推动整个所在行业的发展和崛起。”

　　“留交会年年都在变”

　　对于至今为止参加过每一届“留交会”的袁建华博士来说，他亲眼目睹了“留交会”每一年的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能够吸引和筛选出具有真才实学的海外留学生人才。特别是在人才交流这一方面，每一次方式的转变都能极大提高吸引人才的实效。

　　据袁建华回忆，最初的留交会上，人才交流方式主要是“项目推荐”，这种交流只是一种让留学生单纯地作项目报告的方式，留学生大部分时间只是处在一种单方面交流的状态。后来的几届加入了论坛的形式，这样有利于留学生与国内各界人士进行互动式的交流。

　　而前几年这种交流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创新，企业将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在“留交会”会上呈现给留学生，一旦某位留学生能够解决其中某个难题时，便能与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当然相关行业的专家会对该留学生掌握的专业理论和技术进行能力评估以作最后决定。据袁建华回忆，前一届留交会上提出13项企业难题，在第二年就有7项被解决。这种交流方式直接地表达了企业的求才意向，更有利于留学生与之进行交流与合作。

　　“我带回了第二代留学生”

　　最令袁建华津津乐道的一届“留交会”要数去年的第八届，并不是因为这一届会议有何特别之处，而是那一年他成功地劝说儿子回国参加“留交会”，在随后又劝说儿子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与优越生活与他一同投入祖国的建设之中。他当时曾在那个晚宴上自豪地对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林元和说：“看！我带回了第二代留学生。”

　　这位老海归说，他的儿子当年在国外刚大学毕业一年就有一份相当于人民币7万元月薪的工作。是否要放弃这样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当时他也没有勉强自己的儿子，只是希望能通过“留交会”让儿子感受到祖国以及家人对他的召唤。

　　老“海归”回忆，他的儿子当初甚至为了帮助父亲创业，把自己的宝马车都卖了，他很感谢儿子。

　　回首往事，袁建华表示，8年前“留交会”是国内唯一的留学生交流的平台，但现在此类交流平台明显增多，从而使参与“留交会”的企业有了分流才会出现这种状况。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使企业单位内部员工已经掌握了一系列高新技术，这样企业对于同样具有高新技术留学人才就没有前几年那样依赖了，这是个好兆头。(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