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笃好科学，研究铁路出身的钱宝琮一得空闲，就一头扎在数学古籍中。他翻译《九章算术》，考据宋元数学，探究节气变化，津津有味。为确定二十八星宿的起源问题，他与挚友竺可桢常争得面红耳赤，拂袖而去。他虽痛惜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难以为继，却坚决尊重学界规则，反对将“勾股定理”的发现权归中国古人。

　　人们于是记住了“求真”的学者钱宝琮。

　　他爱写诗，每有得意或伤心之事，立即赋诗记录。学生早逝，他心中悲痛，付诸诗歌。春光灿烂时，他一时感触，也要吟颂一番。不仅如此，他还发起诗社，与教授们一起切磋诗文，集会唱和，偶尔有佳作，总是得意不已。

　　人们于是也记下了“求美”的诗人钱宝琮。

　　他曾撰文言志，阐述自己心中的“真与美”：人类有“求真、求美”之天性，则有科学、艺术。中国士人知真、美之可贵，当以为真和美不宜分离。

　　后人回忆，真和美，往往同时在他身上出现。他研究枯燥无味的数学，却往往用幽默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风趣十足，令听者难忘。他考据繁琐专业的古代典籍，写出的文章，却畅晓明白，词句漂亮，直到今天，仍有人感叹，除了他的著作，中国数学史的通俗读物，竟一本也不好找。

　　据说，从西方留学归来以后，钱宝琮立即改穿中山装，对西装敬而远之。他一方面写文章大力推介西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同时也经常在课堂上，宣讲本国历史和文明，介绍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

　　他介绍西方学者观点，认为当时学校的课程，科学训练与人文陶冶未能会通，“有志学理者忽视文艺，有志学文者忽视科学”，造成二者“分道扬镳”，后果恶劣。

　　学生回忆，他的讲课既有深厚的工程知识底蕴，又总是“选词用句引经据典”，说起数学史上的佳话，如数家珍，展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论者认为，既接受系统的现代西方教育，又继承了很深的国学学术和中国文学功底，使钱宝琮的研究，既有现代科学的光芒，又有中国古人为学的典雅、厚重之气。

　　钱的弟子陈省身去世时，有人曾撰文回忆陈和他的师长，认为他们“岂只是科学家，简直也是哲学家”。

　　凭借这种造诣，他在本职工作和教学任务繁重的同时，以业余身份，仅凭一两人之功，就拯救和系统阐释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主要问题。中科院院士吴文俊曾评价，李俨和钱宝琮“在废墟上挖掘残卷，并将传统内容详作评介，使有志者有书可读有迹可循”，使传统数学“在西算所狂风巨浪冲击下不致从此沉沦无踪”。

　　同事回忆这名清瘦学者，平时平易近人，有说有笑，与人谈古论今，妙趣横生，对人总怀有浓郁的亲切感。然而一旦与学业有关，他立刻换了个人，学生写来科学作业，若有文句不顺，哪怕写一个错字，也要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传记作者钱永红认为，他的耿直，来自他独立的思考，以及背后的科学精神。有段时间，教育界流行“全盘苏化”，一律采用苏联教材。只有他在一片叫好声中提出质疑，反对这种“把苏联教材捧上了天，似乎好得无以复加；而把欧美教材踩下了地，似乎一无是处”的不科学态度。

　　他把“求真”的态度保持了下来，认为“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话不对”、“文章中那么多黑体字，稿费应当给马克思和毛主席”。当因为这些话受到批斗时，他又总是诚恳地表示“欢迎批评，欢迎讨论”，并且写信给批斗者，一条一条列举道理，分析逻辑。

　　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求真不得，连“美”也荡然无存。他被“砸烂狗头”，“坐喷气式飞机”。时年74岁的长者，不得不当众受辱，踉跄着低头。(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