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科研造“星”典型事件，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表示，高校热衷包装“明星”，是一种错误的政绩观的体现。他指出，眼下高校引进人才一般是少数几个人说了算，高校为了吸纳人才往往开出很高的薪水、优厚的待遇，踩足了“油门”往前冲，但是高校必须“既要踩油门又要及时刹车”，否则在高校的优厚待遇的诱惑下，容易造成参与竞聘的人造假。因此，高校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人才引进要摆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的境地，要引进匿名投票制，让人才引进更公开、透明。

　　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高校引进和培养人才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搞大跃进。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志华教授说：“天才只是个别的。引进人才不要着急，培养人才有一个过程，人才也需要逐步成长。”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弘毅说：“一鸣惊人的现象是有的，但是十分个别，大面积的人才引进必须要加强考核。”

　　金钱不是万能的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利益驱动不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

　　陈弘毅说，清华大学自2002年开始从国外聘请百万年薪的讲席教授，实际上是“讲席教授组”。“比如这一百万挂在某个教授名下，规定他必须在这里呆够九个月，但实际上他自己在这里呆两个月或一个月，他这个组里的人加起来九个月。”陈弘毅说，讲席教授不是全职教师，许多教授就利用学术休假来这里干活。他签约两年或三年，约满就得回去，现在彻底从国外辞了职回来工作的基本没有。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说：“利益驱动的创新是走不远的，走着走着就可能走向黄禹锡；热爱的驱动才是创新的最大驱动。我们要培养伽利略还是黄禹锡？显然是伽利略。伽利略有伽利略的培养法，没有人悬赏多少万要他破解科学难题，他搞科研也不是为了什么国民经济意义，他就是喜欢干事，闲不住，喜欢挑战权威，而我国目前能有这样的环境培养伽利略这样的人吗？(来源/《瞭望新闻周刊》，文/杨金志、王蔚、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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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检讨的是用人机制

　　实事求是地说，被人们称“海归”的回国留学人员近些年已不那么风光了。随着出国留学变得日益容易，而且主要取决于钱，留学生的分量早已大打折扣，因此，许许多多“海归”甚至找到份与预期相符的工作都在变得越来越难，于是，“海带”(“待业”)正在成为人们视线中一个新的“族群”。

　　不仅如此，因为不少在国内考不上大学但有钱的学生涌向海外留学，还在相当程度上使“留学生”成了国内“差”生的别称，以至于他们回国后，招聘单位竟基本不理会海外文凭，而更重视他们出国前国内的“第一学历”。一位从英国获硕士学位回国的“海归”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去某事业单位应聘时，她“输”给了一位国内大学毕业的硕士，原因是她的“第一学历”仅是国内某高校的大专文凭，用人单位认为，你如果优秀，为什么在国内连本科都没考上？这位“海归”沮丧地说，从英国大学拿到硕士文凭并不容易，可他们只相信国内大学的“严进”，不相信国外大学的“严出”。

　　然而，在普通“海归”遭遇越来越严重信任危机的同时，科技界、教育界对所谓高层次“海归”却多少年来迷信依旧，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凡是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的所长、院等学术带头人位置以及如“长江学者”这样能享有很高待遇的职位，最终招聘结果大多都被“海归”人士“竞”得就是最好证明；在一些科研院所、高校，虽同样是博士，头上顶着海外光环的“洋博士”往往比“土博士”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就是最好证明。

　　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从国外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创业，鼓励留学生以多种形式为国效力、服务，不仅是我国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所必须，而且是我国人才工作既定的基本政策。二十多年中，“海归”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人们有目共睹。仅以最为人们熟知的搜狐网、百度网的创建者，“海归”张朝阳、李彦宏为例，正是他们的回国创业，促进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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