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是这样的：明燕王朱棣原来封在北京，在夺取了他的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以后，年号永乐，决定把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于是从1406年(永乐四年)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北京城。1420年(永乐十八年)建成。改建后的北京城，第一，把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向南移了0.8公里。原来大都南城城址，约在今天天安门广场北段，南移后成为现在的样子。同时把北城拆去，东西城也拆了一部分，另建了北城。现在的安定门外和蓟门桥附近，还有元大都土城的遗迹。第二，把土城改为砖城。元大都的土城虽然披上“蓑衣”，但苇帘子终不能抵挡雨水，所以在元朝一代，部分“城崩”的事经常发生，只在忽必烈时代的至元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内，就“城崩”八次。每次修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费不赀。明朝改建的砖城也略呈梯形，下宽上窄，每行砖与每行砖之间，往上稍有凹进，以利雨水下流。第三，把元大都的十一门改为九门，南城三个门照旧，只把城门的名称改了，如文明门改为崇文门，直到今天。
到了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计划在整个北京城外，再建筑一道外城，结果困于财力物力，只在南城外筑成一条东西狭长的城墙，就是今天的东起广渠门、西到广宁门的外城，又叫罗城。这样一来，昔日北京城最南面的崇文门，就成为内城。街道店铺，住户人家，出人此门的官吏商人，日益增多。
清朝人关以后，在城建上沿袭明制。它为了调剂在京满人官吏的收入，“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见明史玄《旧京遗事》)。起初在《户部税则》中规定，行李不在纳税之列，“然而外吏人都，往往有应纳税之物，如续绸缎布等”。于是“征私钱以为免税之资”，甚至“虽无货亦征之矣”。关吏“又四出巡逻，得之指为漏税，加倍罚之”(以上均见《天咫偶闻》)。清朝陈康棋《郎潜纪闻》载：“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指崇文门税局)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课税时，手续繁多，盘问备至，延误时日。一般小商贩，也须排队等候。天长日久，小商贩想出一个办法；根据自己货物多少，把税款插在帽沿上，走到关口，关吏取下银钱，立即放行。清人查嗣瑮曾有一首诗说：“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这钱即归关吏私有。崇文门税局收入甚多，为了防止其他官吏忌妒，以“献鲜”为名，每年三月，向皇帝及大臣送黄花鱼，十月送冬笋和银鱼，成为变相的分赃。当时又规定城内不许开“烧锅”，凡外来酒类皆由官方指定的酒商出售，在祟文门指定了十八家，由它们统一收售，统一纳税，俗称“十八家酒店”。酒税是很重的，一般酿酒小作坊，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在夜间胸前挂着装满酒的猪尿脖，偷偷爬过城墙，以避交高税，这就是“背私酒”的。背私酒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他们用脊背贴着城墙，用双脚和双手紧紧蹬着和扒着每行城砖微凸出的地方，一点一点往上“爬”，到了城上再用绳子把身体系下去。封建统治者的严重剥削，逼得人民九死一生地去谋取生路。所以当时称祟文税局是“鬼门关”。
明末以来，崇文门外是比较热闹的，大小商贩，车水马龙。护城河水清滢，河上架有桥梁，河中游有画舫，两岸种着树木花草。绿柳迎风，红花邀月，秀丽非常。明人董喧有《夏日出文明门》诗：“文明城外柳荫荫，百啭黄鹏送好音。行过御沟(护城河)回望处，凤凰楼阁五云深。”过桥不远为花儿市，“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其北四条胡同，则皆闺阁装饰所需，翠羽明珰，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见《天咫偶闻》)。沿护城河往东，为太平宫，俗称蟠桃宫，每年三月，“都人治酌呼从，联镳飞鞚，游览于此”，“人眠芳草地”，“箭洒(投壶游戏)绿杨坡”(见清初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清末人震钩也说“太平宫庙市最盛”，“地近河埂，了无市聒，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许”。冬天，护城河上又是一番风景：“寒冬冰冻，以木作床，下镶钢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名曰拖床。积雪残云，景更如画。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都人于各护城河下，群聚滑擦，往还亦以拖床代步。更将拖床连接一处，治酌陈看于上，欢饮高歌，两三人牵引，便捷如飞。较之坐骥乘车，远胜多矣”(见《帝京岁时纪胜》)。后来护城河水日渐淤塞，清政府及民国军阀又不加倍浚，往日胜景，一去不返。崇文门到蟠桃宫的交通，则改为骑驴；驴识道，不乱走，不用人牵，到目的地自有驴将行人接去，绝无差误。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夕。
今天，崇文门城墙已经拆除，护城河水改为暗沟流通。沿着城墙墙址，地面上铺成宽阔清洁的柏油马路，车马行人，昼夜不息；马路两旁，高楼耸立，绣帘翠幕中住着万户人家。地下筑有环城铁路，四通八达，电掣风驰，每天吞吐着几十万人次。这里与七百年前的元大都时相比，那是天壤之别了。(来源：文史资料选编/作者：沈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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