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说，孔子是他的老父亲和颜氏少女野合的产物。“孔子贫且贱”，管过仓库和牲畜。有一回赴宴，被人拦住，当面说他不是名士。照理说，后来的孔子，在男女问题上，起码是通情达理的，政治上应当有人民立场。可他不，当了大司寇(相当于一国的政法委书记)，政绩竟有“男女行者别于涂”句。就是说，男女都分路行走了。从前男女可以一道走路，现在硬是被孔子拆开来了。不荒唐吗？荒唐。孔子的政治理念，就是要维护贵族等级秩序。倘若活到秦末，陈胜吴广会让他活活气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严格的秩序。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君王怎么昏庸，臣子也得绝对听话，老百姓更不能揭竿而起了。“父父，子子”就没有母亲和姐妹的地位。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没有记载中间有女性。可是奇怪，晚年时候，这位摆着脸孔教训人、规划人的老夫子，忽然风流起来，竟赞许曾皙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且编《诗经》时，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关雎》排在开篇！

　　又是矛盾。

　　南坛湖中，台上现存建筑有二门，正殿七间。飞檐斗拱，绿色琉璃。周有青石方柱二十四根。正门石柱上镌刻对联:“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犹自仰高山。”水静千年如旧，所见残荷满眼。孔子思想甘饴于数千年的皇帝佬儿，水火于民主与自由。悲乎！但，不能因为希特勒利用了尼采的思想，就把尼采钉在耻辱柱上。孔子被各取所需了，但毕竟是圣人，许多思想仍然有益于世道人心，只是有人讳莫如深罢了。比如“有教无类”，就是说，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相同的教育的权利，穷人的孩子也好，富人的孩子也好，官人的孩子也好，平民的孩子也好……咳，想想孔子，还是被围困。

　　穿着登山鞋的谢灵运

　　谢安谢玄叔侄是周口太康人，谢玄孙子谢灵运出生于浙江的上虞，他也认为自己是周口太康人。今人郑振铎生于温州，长于温州，高中毕业才离开温州，但他从来自称福建人。盖认的是祖籍。是一种漫长的传统。

　　淝水之战，谢家军打得漂亮。谢玄屡战屡胜，终成高门领袖。谢灵运袭爵为“康乐公”，便是在后来的刘姓王朝那里，也是“康乐侯”。高贵的门第，在谢灵运，是好事，更是坏事。少年时，接受良好的教育，才学出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你想，高踞北京，匍匐温州，情形是不同的。北京精英荟萃，高人云集，北京打响了，全国就打响了。温州就缺少交流，缺少指点，目光不能远大，才华终于枯萎。富贵青年谢灵运，在南京走动，周边总是才华横溢之人。虽然有点亲戚的书圣王羲之早死了，写得一手漂亮行书的族曾祖谢安也在他出生的这一年死掉了，但王谢家族几乎全是好艺之人。因之谢灵运诗好书好，人见人爱。

　　豪门之后，并生两个毛病，一是骄纵，二是贪图政治。骄纵就是轻狂，自由散漫，不管规矩，目中无人。当官要像个当官的样子，动辄称病，动辄辞职。杀鸡一样杀门人。《宋书》说他“性奢豪，车服鲜丽”，“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宋书》作者沈约，和谢灵运同为南朝人，说话最为权威。到温州工作，太守是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角色，可他什么事都不干，穿着自制的登山鞋，整天游山玩水。“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当初连个小灵通都没有，温州城出大乱子，怎么联系你呢？当然，他是不管，他有思想准备，所以十天半月不回来。他率众从上虞砍树开道，直到临海，临海人被吓个半死。他还侵占百姓湖田，“横恣不已”。在南昌当官，恶习不改，政府抓他，他竟举兵抵抗。

　　刘裕和谢家原有矛盾。刘裕在诛杀谢混、稳定了政治形势以后，立即转过来对谢家表示优容宽大，不但没有株连一人，而且授谢灵运为太尉参军；宋文帝即位，杀了有拥戴之功的徐羡之、傅亮和智囊谢晦，又立即征召被徐、傅排挤的谢灵运入都，授为秘书监。刘裕父子这种一打一拉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姿态，目标也不仅止于谢灵运个人。按常理而论，新王朝的统治者对在政治上反对过他们的人如此优容，谢灵运即使不能感激涕零，肝脑涂地，至少也应该韬光养晦，维持表面上的融洽。但是谢灵运没有做到，或者说根本不肯这样做，何也？《宋书》说得明白，谢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他要当大官权臣。他一直穿着另外一双登山鞋。他和庐陵王刘义真有交情。刘义真原有做皇帝的可能，但终被诛杀。当着不冷不暖的官，不死不活的官，谢灵运的文人臭脾气就出来了。骄纵，是闹别扭，实际上是贪图政治而不得的反应。最终他“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在广州，被皇帝下诏杀头！死时四十八岁。

　　呜呼！谢灵运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给你个官儿，皇帝已够面子，实是以大局为重，以稳定为重。你却闹脾气，撕脸皮。小闹闹还可以，你却动到了皇帝佬儿的统治底线。尽管秀才造反，可已授人以柄，正好杀鸡儆猴。

　　谢灵运的位置是诗人。李白有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苏东坡有句：“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对谢灵运景仰有加。晋末南初，清谈玄言，实是“空讲”，谢灵运的山水诗，石破天惊。写在温州的《登池上楼》，千古绝唱。但纵观谢诗，好句多，佳篇少，创作有待发展。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政治而不专注于诗歌呢？同时代陶渊明，与谢灵运堪称诗坛双璧，就是正面的例子。可是，历代直到今天，那么多文人削尖脑袋做官上爬，又是为什么呢？这里有太多的名堂，不便细说。文人们好之为之吧，保持一点清醒总是不会有错的。

　　(温州晚报/程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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