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记者到遨游商海
因为刊登在上海大晚报副刊上的这篇文章，孙锦昌日后取得了进入上海新闻专科学校的资格。他后来在亚尔倍路(今名陕西南路)128号一家图书馆工作。那里藏书很多，上过小学四年的他，有浓厚的读书兴趣。11-12岁时，他就把家里的《封神榜》、《水浒传》、《西游记》等书读得津津有味。作为长子，他是父母亲得力的帮手，白天他不可能坐下来看书，只有到了夜晚，他才可以靠一根灯芯点亮的油灯，安下心来看书。父亲夜里起身，发现他房里的灯光，就叫他熄灯，不能浪费食油。尤其是后来父亲常常在夜间起身抽查，发现他读的不是课本，而是一些闲书，就更为生气。在图书馆，他便有一种“如鱼得水”和“海阔天空任我飞翔”的感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陀司妥也司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查泰莱夫的《情人》、达夫尼·杜穆里埃的《蝴蝶梦》、施托姆的《茵梦湖》、狄更斯的《双城记》等世界名著，他一读就入迷。在他研读的书当中，还涉及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著作。除了发愤读书之外，他还喜欢抄抄摘摘。“每一本书，都是一步阶梯，它使你从兽类爬到人类”等一些名人格言，他边读边记下来。
后来，到了美国，孙锦昌依然保持了这一习惯，将英文报刊上自己喜爱的名言抄在笔记本上，并翻译成中文。一些名人名言，如“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至今他仍记忆犹新。
勤奋好学，成就了孙锦昌。为生计，1948年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他去了台湾。先在一家小报当记者，由于文章发得多，在新闻界渐渐有了一些影响，后来便成了国民党《中央日报》驻台中市的记者。
孙锦昌从小就有自己的主见。当年离家的决心，就是一个佐证。但是，他说，一个人的命运无法预知，不可自己决定，只能随遇而安。好比说当年他曾跟一位姨兄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但后来失去联络，未能成行，却去了上海。上海是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可能与曾欲前往的神秘之地南辕北辙，以至于后来的结果，也肯定不一样。
1962年，孙锦昌派驻美国工作。他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得到签证，赴美进修两年的。当他登上开往美国纽约的海轮之际，已经下定决心：“再会吧！台湾，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其实，他当时在台湾的生活很是舒适：已经结婚，购置了房屋，并有了两个小孩，在社会上也有一定地位。而当年他孤身一人，远涉重洋，历尽艰苦，历时两月到达美国，在纽约港下船时，口袋中只有区区50美元。当初在纽约居住的一小间公寓，小床前沿只有二尺宽可容转身。但是，他决定要从台湾飞出去，飞得更高、更远。他后来说，离开台湾决心已下，什么样的困难也无法改变我的这一决定。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孙锦昌，从台湾到了纽约，就像当年从家乡南清河小镇到了十里洋场上海滩一样，他决定要闯一闯。
孙锦昌是幸运的。他到了美国，香港东方航运公司及台湾金山航运公司大老板(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之父)董浩云先生，即为他请退休居住在华盛顿的台湾当局驻美董显光“大使”开好了介绍信，并为他办好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入学申请。然而，他几经考虑，决定放弃。
凭借自己的努力，孙锦昌先赴哥仑比亚大学，后又上了纽约大学。1963年，他的妻子也到了美国，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更加坚定了弃文从商的决心。决心已定，他便经常与商界人士接触交往。在对商海有所认知的情况下，开始边读书边经商，并渐渐走上了从商之路，最终成为遨游商海的一位健将。
孙锦昌从商后的一个深刻体会是：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任何人不必凭借关系，只要刻苦耐劳，日积月累，就可以闯出一片天。至于能否成功，则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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