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来访的外宾，尤其是民间友好人士和一些青年代表团，都希望见见毛主席，听听他的谈话。接待客人的单位知道毛主席工作很忙，又怕他太累，时常婉言谢绝，毛主席知道后就说：“人家老远地来了，要见，就见见嘛！”所以不管怎么忙，也要见缝插针抽出时间满足来访者的要求。毛主席平等待人、以诚相见的态度，使凡是见过他、听过他谈话的人，都深深受到感动，认为这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领袖人物的特有风格和高尚品德。

　　菊香书屋是丰泽园的附属建筑，是一所三进的四合院，原是清代藏书处。1949年初，周恩来同志察看中南海时，就把毛主席的办公室和住所安排在这里。毛主席住在中院，院子里有七棵参天的古柏，院后有花畦。秋天，在院子里摆上几盆盛开的菊花，就是名副其实的菊香书屋了。毛主席常在这个季节在院子里召开会议或是邀人谈话。

　　毛主席的办公室在东厢房，卧室在名为紫云轩北房的东屋。西边屋子连接西厢房的一部分，是摆满了书柜的藏书室。其实，不管是办公室、会议室还是卧室，都有许多书，就连卧室里那张普通的大木床上也是“半床被褥半床书”。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很关心毛主席的健康，看到他工作时间太长显出疲倦样子时，就提醒他应该休息了，有时劝说他到幽谷园里散散步。

　　幽谷，是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皇家园林，山水泉石，楼台亭阁，应有尽有。毛主席喜欢这里的幽静，疲倦时，常来到这里散步或静坐沉思，在诗境里寻找诗情。有时，园中举行周末舞会，中间穿插些歌唱和相声。工作人员就动员李讷和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拉着毛主席参加舞会。来是来了，也跳了两圈四步舞，可总是不到晚会终场就离去，仍然是工作和看书。他的心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上，兴趣是读书。毛主席毕生博览群书是其他人不能相比的，无论古今中外的书籍他都要读。有些是精读、重读，有些是涉猎、浏览。他读过的书上都满满地写着批注，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以书为友，以书为师，但又不拘泥于书，而是有所发现，有所启示，有益于开拓新的源头。既走破万里路，又读破万卷书。毛泽东的学识浩如烟海；毛泽东的浩然之气，与世长存。

颐年堂合影 永久的纪念

　　出入中南海的新闻记者不多，我们都想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可总没有适当的机会，不是人太多，就是摄影记者不在场。

　　1963年3月18日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会见两批外宾，中间有半个小时的空隙。毛主席送走第一批客人之后，回到颐年堂，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休息，一边抽烟，一边沉思。我们几个记者(文字、摄影、新闻电影、电视)聚在颐年堂客厅的东南角处。这时候，有人说：“这可是个好机会，咱们可以和毛主席照相了。”几个人唧咕了好一会，有人推我说：“去，你去向毛主席说，咱们一起照个相。”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走到毛主席面前说：“主席，我们想同您照个相。”毛主席笑了，说：“好吧，就一起照个相吧！”大家高兴极了，一齐拥到毛主席坐的沙发后面站成一排。两位值班卫士也跟了上来。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记者吕厚民赶上来拍了两张。

　　毛主席回头看看我们说：“这不平等，我坐着，你们站着，不平等。”大家都笑了，毛主席自己也笑了。于是，我转过来走到毛主席身旁右边的沙发上坐下，新华社记者李琴坐在毛主席左边的沙发上，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坐在沙发扶手上。由于兴奋，有点忘情，我的手脚放的也不是地方。我抚摸着毛主席的衣袖说：“主席，您听广播吗？”毛主席笑了，说：“听，有时候听。要是晚上有事就听不了啦。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好。”这时，吕厚民又把照相机对准了我们一连拍了两张。我只顾同毛主席说话，忘了照相，只照了一个侧面。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片，只留下几张珍贵的黑白合影。据我所知，毛主席同中央几个新闻单位记者一起照相，只有这一次。这一批记者从50年代一开始，就参加采访毛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以及一些党和国家的大事、某些重要会议等新闻。现在，他们都已经鬓发如霜。应该说，这几张照片是新中国新闻界难得的历史纪念。

　　说来，我很幸运，我还有一张和毛主席单独照的相片。那是1961年春节期间，有一天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会见外宾。冬天的黄昏来得比较早，毛主席在暮色苍茫中送客人到丰泽园院门外，看着客人离去后，转身往院内走时，看见我站在院门口就停了一下。我望着毛主席慈祥的笑容说：“主席您好！”他回答说：“好，好。”边说边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高兴地笑了。毛主席很高大，我仰着脸和他说话，笑得是那么开心。这时，驻中南海的摄影记者侯波的照相机镁光灯一闪，“啪”的一声拍下了我平生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照片洗出来一看，毛主席笑容可掬，照得很好；我呢，样子却有点滑稽，笑得眼睛成了一条缝。有人说不太像我。我说：“不管像不像，那到底是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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