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勿里洞三年的初中生涯，伴随着天真和欢乐，还有股年少的轻狂，转眼间就过去了。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班上许多同学都要回国，包括我的铁哥们翁自展和彭金和。那时有一股义气般的冲动，想和他们一起走。可是，我很清楚，父母一定是不肯的，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对家庭还负有一些责任。

　　他们要走的那天，起了一点风。中华总会的礼堂里，为回国的同学开了个欢送会。二十几个，清一色的中山装，笔挺笔挺的，脚上的皮鞋擦得油亮，格外的气宇轩昂，我们这些留下来的，真是打心眼里羡慕。临走时，大家握手道别。看到最好的两个哥们都要走了，我上了情绪，紧握住他们的手，笃定地说：“你们先走，我们在祖国见面！”

　　一个月后，我收到翁自展的信。那时我在雅加达的日新中学念高一，经过传达室，竟然发现有我的一封信，看见背面的邮戳是“广州”，心里一阵激动，赶紧拆开封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回国后的情况。

　　从翁自展欢快的笔调中，我读出了如沐春风一般的感觉，他说他正在广州侨校补习，想考到上海去念高中，还说祖国的天地好宽，城市好大，人也特别多，关键是，那里的人对侨生格外的照顾。翁自展还一个劲地催我快点回国，我隐隐地有一些心动了，但这时似乎也找不到非回不可的理由。

　　五

　　日子在平淡中度过，日新中学毕业以后，我留在雅加达教书。回国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时起时落，虽从没放弃过，但总也拿不出最后的决心，一方面怕父亲反对，一方面也是顾虑回国后人生地不熟，免不了生出茫然。可是，不久后发生的事情彻底扭转了我的想法。

　　1957年以后，印尼政坛风云突变，一时间许多华侨学校被关闭，华人禁止经营零售业，华人华侨的人头税也加重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我们不仅担心自己教书的侨校被政府关闭，更难堪的是，每月要缴纳沉重的教工税，令人透不过气。

　　有人说，印尼的华人将面临一场生死的狂风暴雨了。

　　此时，一个埋藏在我脑海的问题，就在瞬间作出了决定。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独自去领事馆拿了一张回国护照的申请表，毫不耽误地，完成了每个程序。一个月后，护照终于领到手中，就像宝贝一样，把它藏在身边。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回家找父亲“摊牌”了，我知道这是极为关键，不可以妥协的。从领到护照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说服父亲，直到几个月之后，我辞了职，乘上从雅加达回丹绒槟榔的火车。

　　回到家中住了很长时间才开口找父亲认真地谈了这件事。父亲似乎对我的小算盘早有预料，并不愕然，也不作应允。我急忙补充：“那些回国同学现在都挺不错的，翁自展还写信给我，说正在上海念南洋中学，他说国内的人很照顾侨生。”

　　父亲早知我回国地决心已定，是理劝不住我的，最后他终于点头答应了。其实我清楚，父亲作出这样的决定有多么的不易。

　　随后，父亲亲自为我打点行装，从厚厚的绒花被到自行车的轮胎，从照相机的闪光灯到整桶的猪油，事无巨细，一一具备。眼看装行李的木箱从小到大换了好几个，最后他拿出批发香烟用的大木箱，这才装得下所有物品。

　　六

　　待发的邮轮上，我挥手与父母告别，心里，隐藏着一份深深的恐惧。不幸的是，若干年后，那份恐惧变成了事实——那一次与父母亲的告别变成了诀别。从此，我再也没能与父母团聚，因为回国一年后，中印两国断了邦交，割断了所有往来，包括一封书信。此后我与印尼的家音信两茫茫，直到1986年，我听到父母亲去世的消息，再也按捺不住焦切的等待，向单位申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赴往新加坡与兄妹们团聚。

　　彭省匡，男，印尼归侨，现年75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市29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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