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8年，爷爷带着我回到了福建龙海，回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家，在那儿见到了很多的亲戚，一下子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家变得很大很大，大家对从海外回来的人都很客气，尤其对爷爷更是一种崇敬，不仅因为他年岁已高，可能还在于他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实业家。

　　爷爷让我寄住在大伯公家，这个大伯公就是爷爷的哥哥，但爷爷却把我未来几年的生活费都放在一位村里的地主家，由他来为我管理。

　　开始大家都对爷爷的这种做法感到困惑，觉得这很是麻烦，同时也会伤害大伯公的自尊心，只有到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显现出效果，原来这个地主很聪明，他把这几年的生活费做了一番安排，用一部分钱为我买了一亩稻田、一亩鱼塘和一亩果林，这样就把钱给盘活了，但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还可以抵御风险，不会因政局动乱、在没有侨汇来源的情况下而遭受危险。

　　爷爷回老家的时间不多，他还要赶回印尼料理生意，在他临走前还要再为我办一件他预先计划好的事——相亲。

　　那时我才13岁，所谓的相亲就是找一个以后的老婆，没想到爷爷经人介绍，为我找了一个同村的岁数比我大的女孩，当爷爷告诉我这个女孩以后就是我的老婆时，我极力反对，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结婚，但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女孩，因为她的头上有一块很大的疤痕。

　　　　　　　　　　　　           四

　　我告诉爷爷，如果真要给我找老婆的话，我还是喜欢这个女孩的妹妹，因为她比姐姐漂亮，至少额头上没有那块疤痕。可爷爷却告诉我，她妹妹已经有“主”了，那时我也不知哪来的犟脾气，就是不要这个女孩，爷爷见我态度很坚决，就不再提及这事，原本要把这个女孩带回印尼，等我读完书回印尼就给我们成亲，最后只好作罢了。

　　如果一切都像是爷爷安排的那样，我现在就不会还在中国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那种安逸的生活顿时消逝的无影无踪，很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生活让人耳目一新，有时又让人眼花缭乱。

　　很快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由于我会讲普通话，工作队就吸收我参加。之后，我也参加了村政权，成为了年纪最小的基层骨干，负责青年工作。那时，新中国还受到反对势力的威胁，为了保卫新政权，政府号召年青人报名参军，为了带动村里人参军，我第一个报了名，不久我就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有一天，部队举行授衔仪式，当亮闪闪的少尉军衔扣在肩膀上时，我的头脑忽然闪过一个想法——爷爷和父亲一定想不到，当年回国是为了读书，可现在我却成为了一名中国的军官。

　　　　　　　　　　　　           五

　　那时的我不知不觉地完全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只有在填写履历时，我才想起我曾出生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的君凉眼县；只有听到熟悉的印尼歌曲时，才想起曾经的过去；只有听到熟悉的印尼话时，我才知道我还会除中国以外另一个国家的语言；只有收到从印尼寄来的信时，我才明白我真正的家还是在那巴晋安街上。

　　1960年，我收到从印尼来的最后一封信，那是大弟弟写来，他在信里说，由于印尼政府不允许外籍人士在县以下的地方从事商品批发和零售，爷爷和父亲舍不得放弃一辈子为之奋斗的家业，只能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印尼国籍，以后无论是谁都很难回到中国，回到老家。

　　信，写得有点伤感，但我体会不出更改国籍后的他们的感受，觉得回不了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必把更改国籍看得那么重？

　　也是从那封信后，我就再也没收到他们的信，加上中国和印尼之间出现矛盾，我也不便写信到印尼，直到有一天中国和印尼从最友好的国家走到了断绝外交关系的境地，这让我十分的难过，因为我爱自己的祖国——中国，我也爱我生活过的国家——印度尼西亚，这两份爱缠绕在一起，早已融为一体，无法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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