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凡尔顿赚钱并不意味着瑞典商贸城项目成功。

　　在亚洲中心和中国商城，这是匈牙利老城市布达佩斯难得一见的现代化高级建筑群。然而漂亮房子并没有促生商流。原计划做高档产品、做批发生意的“亚洲中心”变成了零售为主，但生意显然不如脏乱的四虎市场。在中国商城，则基本上看不见顾客。

　　商流是市场研究中永恒的话题。在中国的东部沿海，业界历来有旺市要“捂三年”的说法。仅占瑞典总人口一百三十分之一的卡尔玛人口仅7万左右，尚不到拥有15万学生的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的一半，旺市需要“捂”的时间恐怕要长得多。

　　“骆金星说运到瑞典的商品可以以义乌十倍价格出售，”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办公室主任胡志龙表示这不现实。“首先，海运已经拖慢了货物翻新的速度，如果还要以十倍价格出售，骆所说的50万采购商还有什么理由不到义乌来采购？”

　　“凡尔顿公司造中国商贸城，把这些商铺和房子卖出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说去瑞典，义乌模式就是在国内也很难复制成功。”义乌市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虞伟义分析，义乌模式的成功有很多自身的因素，客观因素来自地域文化和思想观念对市场的接纳、认可；主观因素则取决于创办者的经营理念。如果一味的复制模式，发展前景会如何，将无法预测。

　　作为商业地产开发新手的骆金星，资信问题将是瑞典商贸城项目另一个潜在危险。人们普遍相信，对于实力强大，信用第一的开发商来说，即使是冒险办的市场，也不会把风险转嫁给买商铺的人。

　　“我打个比方，假如是李嘉诚的项目，即使是空城也不用担忧，他不会赖账。”一位从广州国际玩具城回来的商人说。导报记者在玩具城看到，在这里的一期800多个铺位中，进驻的商家不过300左右，但其中不乏如云和木玩等一些浙江著名的玩具品牌。

　　“你注意到了吗，在宣传资料上，多处都标明了和黄及长实全资投入。这说明李嘉诚的名字本身就是这个城的担保。”

　　“而我当看完瑞典商贸城的相关资料，发现骆金星的企业真正发展不过是一两年间的事情。对一个总资产也不过号称50亿元的企业来说，万一商贸城的生意做不下去，商户就有破产之忧，那时移民资格恐怕不保。这家公司承担得起回购商铺和机会成本损失的责任吗？”

　　这个疑问如果不能消除，瑞典中国商贸城的未来就令人担忧，尽管更多的人愿意看到的是，瑞典中国商贸城能够真正地办成功。

　　担忧根源是文化冲突

　　“可以去瑞典卡尔玛啊，去我们的项目现场考察一下。”据瑞典中国商贸城销售处的工作人员介绍，组团去瑞典的投资者非常多。

　　但是，“国外做生意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去卡尔玛考察一周半个月，根本就不能深入了解到那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而这些对商贸的发展却有着决定性的因素。”浙江工商大学博士、副教授易开刚上半年曾赴瑞典考察，他分析说，一旦出现任何不可预测的问题，这就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的能量所能消化的。

　　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可见的风险，但是对于潜在的人性冲突、文化冲突，似乎就力不从心了。

　　此前并不乏华人与当地人在国外中国城发生冲突的事件。

　　“模式诞生有一定的地源因素，照抄照搬肯定不行。到国外做生意，入乡随俗不是件容易的事。”易开刚告诉导报记者，瑞典的华人极少，几乎根本看不到。而且一般商店到下午三四点就关门了，据店主回答是因为几乎没有人逛。“瑞典人对个人的生活品质要求还特别高。

　　不仅如此，易开刚表示瑞典本地人都讲瑞典语，即使会说英语，也夹杂着极重的口音，去那里做生意，语言问题就是一大难关。”

　　今年3月，瑞典电视台披露工人工资问题，称商贸城内中国工人工资3个月一共只需要支付7000元到1.5万元，远低于当地用工市场行情。瑞典建筑工人工会在了解到工资问题后，表示打算封锁卡尔玛工地；随后，该工会要求有关公司按瑞典法律支付工人工资，即每月2.6万—2.7万瑞典克朗，外加津贴，否则将要求工地停工。

　　“劳工方面的纠纷，正好说明了凡尔顿集团缺乏运营市场的经验。”易开刚表示。(周颖、万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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