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人李山泉

　　从走过的人生道路看，李山泉还真算得上是王利芬说的“明白人”。

　　1954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的李山泉，22岁的时候遇到了人生道路上第一个拐点。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2年，经过2个月的复习，他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1982年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管理能力突出，系里有意让他留校任教。时值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不久，一位领导到学校来挑选秘书，李山泉的毕业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李于是被调到该中心综合局，从事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在国务院发展中心近5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接受著名经济学家马宾和吴敬琏的直接领导。

　　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当今中国也许又多了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家。但是，1984年底一次陪领导出访欧洲的经历刺激了李山泉，命运的拐点又随之出现。

　　在那次出行访问德意志银行时，晚上对方宴请访问团，李山泉被分到无需翻译的一组，两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当时李山泉不会德文，英语还是“哑巴”，所以近两小时的宴会对李山泉来说，简直就是受罪，只好看着这边笑一笑，看着那边也笑一笑，双方互相微笑的时间远多于交谈。

　　回国后，李山泉下决心攻克外语难关。当时他住在中南海，每天早上6点起来在河边大声朗读英语。有一次见到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走过来，吓得他不敢读出声，因为自认“那时候的英语真的很差。”

　　也正是这段努力学习英文的经历，使他能够在1986年应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之邀，进入美国政府的汉弗莱交流计划。自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的时间里，只有80多位来自中国的学者申请到该项目，竞争非常激烈，入选者可谓百里挑一。

　　李山泉来到波士顿大学，开始了为期1年的学习。其时，已过而立之年的李山泉对美国的了解并不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外语学好。到了波士顿后一看有发展经济学这门课，他想，这学了后可能对发展中的中国有用，于是就选修了这门课及一些国际金融课程。在进一步的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在经济学中真正有价值的其实是金融，而且国际金融是最有用的，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金融。1年学完结业后，李山泉按时回国。

　　然而回国后，李山泉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些机会没有了，而自己还想去外面再读读书。向上级请示后，领导同意可以去读研究生，但不能读博士。于是李山泉再度赴美，1987年9月进入布兰德斯大学攻读国际金融和经济学，2年后取得硕士学位。毕业时逢特殊时期，于是李山泉继续留在美国，成为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

　　1年后，一个好机会来了，但对于李山泉同时是一个挑战。华尔街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请他去做投资管理的研究和实践，一周去2天。不管是从赚钱的角度，还是从金融实践的角度，这都是极好的机会，但也意味着李山泉要放弃正在研修的博士学位。他拿不定主意，只好和太太商量。太太说，即使拿到博士学位，你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工作。就这样，李山泉来到华尔街，成为美国阿凯典(Accadian)投资管理公司的雇员。

　　1991年他经人引荐，来到人称“华尔街投资银行老祖父”的布朗兄弟公司的环球投资战略部门做投资战略部高级分析师。近5年对全球经济战略的研究，为他日后从事基金经理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95年11月，李山泉被“挖”到奥本海默基金公司，很快晋升为基金经理。

　　戴上“金手铐”的无奈

　　李山泉得以在华尔街受到重视，法宝在于他自创的动态投资分析法。依据该分析法，除了实际投资回报显著增加，还使他准确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为此，李山泉获得了以奥本海默公司前董事长名字命名的杰出贡献奖。

　　如今李山泉每年接到不下30个猎头公司的挖角电话，但是被戴上“金手铐”的他很难轻易为之所动。所谓“金手铐”，就是公司根据个人的业绩，许诺给雇员一定数额股票，而每年只兑现其中的20%。业绩越好，手中持有的奖励股票也就越多，跳槽的代价就越大。其他公司若有意挖人，就必须弥补你的损失，成本明显提高，很多公司就会望而却步。

　　现在的李山泉经常还会与国内保持联系，有时也想回国做一番事业。但有很多东西羁绊着他的脚步，比如孩子。李山泉认为现在回来的话，孩子可能考不取任何一个学校，因为所受的教育体系不一样，孩子可能也不习惯。再比如自己多年的全球投资经验对中国的基金业发展肯定会有所借鉴，但也正是因为其丰富的阅历，一般的基金公司老总也不敢轻易启用，很可能会高不成低不就。

　　虽然失去了中国高速发展中的许多机会，虽然华尔街的残酷竞争使李山泉坦言“自己每天都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但他表示不后悔，因为“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好东西全要到，有所得就有所失，这是必然的。而人最重要的是永远不停地充实自己，昨天的成绩并不会成为今天的安全网。”

　　忧患，却随安。也许如今位于世界金融中心11层办公室外那一片9·11遗址会时时提醒着他。李山泉可以避去回忆过往，却无法不继续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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