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光在印尼出生，家境殷实。1952年，陈耀光在泗水读小学，当时的驻印尼大使黄镇每逢周末就在领事馆内播放一些爱国电影，邀请华侨作客，10多岁的陈耀光每次都兴冲冲前往，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年幼的陈耀光心中。在大型纪录片《一定要根治淮河》中，陈耀光看到几十万中国人走上堤坝，齐心协力防险救灾，他被祖国人民万众一心、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感动，遂萌生回国建设新中国的念头，但家里不同意，姑姑甚至提出，要把自己经营的照相馆留给这个过继的儿子打理，让他安心边读书边学做生意。此后，陈耀光又陆续读了《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批红色书籍，革命英雄主义让他更加澎湃不已，也更加坚定了他回乡报国的决心。

　　1957年，陈耀光瞒着大人，自己到领事馆办了护照，踏上归国路。为了防止国内物资不足，他回国的时候甚至带了17件行李：100条牙膏、牙刷、毛巾，100盒饼干等等，因为喜欢照相，还带了100筒胶卷。

　　陈耀光至今仍记得1957年的国庆，刚回国的他，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北京的国庆游行。街上男女老少群情激昂。晚上，一群年青人继续跳舞庆贺，他心疼脚上那对名贵的英国皮鞋，于是把皮鞋脱下来背在肩上，继续投入狂欢队伍中。

　　回国后，陈耀光与体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水球队运动员，到蝶泳运动员，再到游泳教练，无论是什么角色，他一样全心全意地做到最好，并培养出如亚洲游泳冠军严红等多名优秀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为祖国争光添彩。即使是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打倒，业余体校停课停训，他依然带学生溜进泳池练习，待到全国恢复体育竞赛时，这批偷练的学生都成了泳坛好手。这种对事业的挚爱，伴随他一生。

　　为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从1959年开始，陈耀光每年都郑重地写出一份入党申请书与思想汇报，由于当时特殊极左历史环境影响，有复杂海外关系的人，很难入党，但他执著不改，信念不移。直到1974年，他的入党申请终获批准。

　　1988年，弟弟妹妹先后出国定居，陈耀光为了照顾留在江门的老母亲，放弃了天津有更好发展的事业，回到故乡，继续从事体育教练。当时江门体校条件十分落后，资金不足，陈耀光便自己组织养猪，训练之余，还带着学生在东湖公园捡废品卖，用这些钱添置设备，为学生改善营养。春节，他也没有放过一天假，妻子在家为学生做饭，儿子生火炉给学生取暖。在陈耀光当江门游泳教练的10年里，江门籍游泳运动员先后有20多人获近百次全国少年游泳冠军，江门也成为广东省培养优秀游泳后备人才的训练基地之一。

　　罗凌：

　　一生无愧、无悔、无怨　　

　　眼前的罗老双目炯炯有神，说起话来思维清晰，看不出已80岁高龄了。说起往事，他的激情仍然不减当年。

　　罗凌1928年生于越南，读书的时候已是一位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的青年，曾参加越南进步组织少年抗日宣传队、越南青年前锋宣传队、侨青合唱团等。1948年底，他在老师家结识了同是老师学生的新四军原干部邓朝宗，邓于皖南事变后，转辗避难到了越南。在相互的接触中，邓朝宗向他讲了许多中国革命事件，告诉他革命道理，使罗凌知道了延安、新四军、上饶集中营，谁是毛主席、叶挺、项英等。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海外青年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原本母亲要送他去法国读书，此时他一心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在回国前拿到一个工人阶级的身份，他甚至还专门到工厂做过一段时间工人。1950年10月28日，罗凌终于排除万难，经香港回国。当他来到深圳，看到罗湖桥头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时，终于止不住泪流满面，并跪下喊道：“祖国啊，我回来了！”

　　罗凌无时不在思考着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华，为祖国作贡献。他到了广州，考入南方大学文教学院。毕业后，他报名参加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土改团，到新会、茂名等地支援当地土改，曾被评为粤西土改模范，然而，他的归侨身份使他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都遭受了劫难，他的爱国行动被曲解成破坏革命，他弹钢琴、吉他的音乐爱好，居然被定性为崇洋媚外、资产阶级情调。他也想过自杀，在农场劳动还三次差点死去，然而，当记者问他有没有后悔当初回国时，他依然坚定地说：“我无愧、无悔、无怨。”

　　罗老也是五邑著名的作家、诗人，多年来无论是在很艰苦的环境，还是在病中，他一直笔耕不辍。小说集《彼岸何方》，诗集《赤子情怀》、《蓬江吟章》、《雁鸣集》、《湄河恋》等，一字一句无不凝聚着他满腔的爱国情怀和拳拳赤子之心。（赵焕明 谢玮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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