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普通得让人惊讶。

　　几天前见他时，是在一家宾馆的大堂。一件不知穿了多久的T恤，被很随意地扎在牛仔裤里，脚上是一双深色运动鞋。如果单从穿着上看，这个身形瘦削、文气很重的中年男人更像一个失意的大学讲师。

　　事实上，他很早就被冠以“留学教父”和“创业英雄”，也是公认的中国英文教育行业中独辟蹊径的领袖人物之一；而在《时代》周刊的描述中，这个一手打造了新东方品牌的中国人更被称为“偶像级的，就像小熊维尼或米奇之于迪斯尼”。

　　一年前，俞敏洪在纽约证交所敲响了上市的钟声，新东方作为中国首家教育概念股受热捧，股价上涨强劲。该股截至 8月31日的收盘价为52.95美元，较15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价上涨了3.5倍多。而持股31.18%(4400万股)的俞敏洪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如今已是20多亿身家的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然而，创造了多重神话的俞敏洪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惬意”。在公司内部期望和华尔街严格的资本体系推动下，他就像一颗高速运转的行星，在学校、投资者、股东和媒体之间的轨道上来回穿梭。他坦言压力很大，也很疲惫，甚至“后悔把新东方做大”，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

　　在他离沪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我们聊起了他的感受、成功和对未来的期待。

　　为什么后悔

　　记者：新东方上市一年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俞敏洪：一方面感觉压力比较大，上市后实际上是把内部压力转化为外部压力了。以前内部人员拼命在问，新东方做得怎么样，新东方怎么做；现在变成外部投资者在问你做得怎么样，怎么做了。

　　另一方面，感觉“做教育”和上市还是有一点冲突的。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就要铁定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要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的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是在于它的教学质量，而并不在于它的学生每年增长了多少。

　　由此我就陷入这个矛盾，一方面要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保证教学质量同步增长，这都是需要时间的。单是去年一年，新东方在教师培训管理上的投入就几千万。原来我做事比较从容，上市前也从未算过新东方每年增长率是多少。我会从容地把该花的钱都花掉。现在别说“从容地花钱”了，有时候还要省下来变成利润。

　　所以对我来说，这种状况就变成一个较难平衡的状态，也是比较痛苦的状态。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

　　记者：你之前曾说过“后悔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现在还后悔吗？

　　俞敏洪：两个后悔。第一后悔是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第二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对我个人生活来说，两个决策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又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当时新东方初创时，肯定想做大，做到了一定程度觉得对我个人生活也够了，平时有点时间去旅游、写写书不是挺好吗？但是在做大的过程中，别人又参与进来了。当你认为自己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周围的合作者又会说不够好，他们希望你继续做。但同时随着人员增加了，利益纠纷增加了，结果你就发现自己主动做的感觉开始慢慢消失了。比如说像新东方上市，开始的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想上市的。但当时面临着竞争的问题和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当时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找中国的投资项目，而很多基金已经开始找到了教育领域。万一真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比新东方早上市了，那么从竞争和资金上来说，新东方将会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

　　记者：可以说你是被别人推着走的？

　　俞敏洪：对。如果说新东方从最初的发展到做大的过程中还有我许多主动因素的话，上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直被推着走的。外来竞争对手也算一个推力。内在的推动更厉害，因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拿了新东方的股权，股权变现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能一下子拿到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那当然是大家很愿意希望的。

　　当然，新东方最终还是被推上市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化解内部矛盾，否则新东方内部的人、循环在内部圈子里的人大家搅和，搅和到最后都觉得没有出头之日。一旦上市以后就有出路了嘛。所以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我还是决定上市。从我个人的心情来说，我至今还认为不是我个人最佳的选择。但它可能是新东方和新东方人的最佳选择。

　　记者：可是你曾经也提到上市是你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商业决策。

　　俞敏洪：它的确是个成功的商业决策。从竞争优势、国际化速度、外部资本合作、内部矛盾化解，以及新东方管理层的崛起、规范的建立来说，它肯定是个很成功的商业决策。

　　记者：你的生活这一年发生什么变化吗？

　　俞敏洪：总体来说没有太大变化，还是跟以前一样忙。如果说有变化，就是把原来跟新东方内部人交流的时间，分出一大半跟外部的人进行交流，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各种股东，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都得参加。第二个变化，就是更加被公众化了。个人生活空间也受到很大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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