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家族里大部分人都从事摄影工作

　　1955年，我带着妻子和6个月大的女儿回国。我并不是家里最早回国的，在我之前，大姐和二弟就回国了，这些都是父亲的安排，他想让子女逐个的回国，最后在中国汇合，因此将最小的弟弟取名为“北齐”。

　　没想到，回国后我仍从事摄影工作，分配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当北京有重要活动时，总社常常调我到北京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很多的国事重大活动。

　　以前在印尼认识中国领导人都是在报纸和画报上，终于有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了毛主席，他就在我前面不到3米的地方，那时我举着相机，心里格外的激动。事后一想到当时的情景，还心潮澎湃。

　　那时我在想，如果不是父亲从事摄影这个职业，我也许根本没有机会到北京，没有机会见到那么多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没有可能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中国发展的过程。想到这里，从心底感激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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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007年，我已是第三次回印尼探亲。日惹市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但我发现：自父亲开照相馆之后，他的后代都在从事这项工作，日惹大大小小的照相馆几乎都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有的照相馆不仅在日惹最大，甚至在全印尼都数得上名次；即使没开照相馆，也在从事摄影器材的生意，如果加上在中国从事摄影工作的子女，那人数就有好几十人。

　　这就是日惹的印记，很多事都印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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