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牵挂缩距离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父亲也是一样。儿子在清华附中读书时，他的妈妈特意从日本到北京参加开学典礼，还坐在教室的窗根下旁听了几节课。我有一次专程从香港去开家长会。大清早，夜色蒙蒙中，我赶到了清华园。等到孩子所在的班出了宿舍，我悄悄地跟在孩子们队伍后面，围着大操场跑了三圈。我想，在他意外看到爸爸的欣喜中，一定能感受到“父爱如山”。生活在爱中的孩子才不会感到孤独、迷失方向。

　　儿子到美后，电话与互联网，成为了我们平日联系的主要方式。

　　差不多每天我都与儿子定时通话。虽然孩子说话没有什么正经样，但父子间在玩笑中缩短了空间的距离。

　　儿子经常通过电脑传来一些照片和影像，从康奈尔大学亚洲博物馆珍藏的唐寅、齐白石名画，到自己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场飞驰的身影，使我身临其境，了解到他的生活和所见所闻。

　　儿子每次重要考试前，我都要打越洋“起床呼叫电话”。这不仅因为我在家中以守时著称，当“闹钟”比较可靠，更主要的是让孩子知道，万里之外的爸爸时时就在他的身旁。其实，往往接电话时他已被枕旁的闹钟或妈妈的电话唤醒。我相信，老爹的声音会成为孩子的“晨钟暮鼓”，敲响在孩子的心头，激励他更加上进。

　　我到美探亲时，全家常与孩子一同看电视剧，一部《围城》就看了几遍。最近《侨报周刊》登载了回顾77级的系列文章，孩子从网上读了大多数文章，我们也给孩子回忆“文革”时代，讲述上山下乡的经历以及1977年参加高考的过程，希望他从中对自己今后怎样走好人生之路有所感悟。

　　父子一同交流人生经验，品评社会，孩子谈话中表述出其观点，对许多事与我们有同感，更有争论。言谈中，我们父子之间加深了沟通与理解，相互关系也从单向的传授，到相互交流，再到彼此教育，走出了三个不同阶段。

　　追踪儿子上大学的全过程，让我比较了东西方教育制度的差异，这对我在香港的大学教育中更新教育理念、更好地理解当代的大学生们也有启发。

　　孩子嘴上虽不说，但他通过互联网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时刻关注。我每次发表文章或出版新书之前，儿子都是第一个读者与评论员。他时不时挑出些毛病，还分出“硬伤”与“软伤”。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谈东西方传统药物对比研究，他看后就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

　　两地求学助成熟

　　孩子走过的路是够曲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小学没读完，中学肄业，高中浑浑噩噩……”作为家长，我们期望孩子走出一条人生五彩路。不过，路要他自己走，我们的责任是为他指路，在他要跌倒时扶他一把。

　　孩子刚到日本时，自然一句日语也听不懂。公立幼儿园老师面谈时，说园里既无中国孩子，老师也不懂中文。园长在收与不收孩子间犹豫着，而按照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上私立幼儿园几乎是承受不了的。孩子在旁边听着似乎有些怕。我随手给他写了几道数学题，分散他的注意力。看到他马上写出答案，老师的表情和语气大变。原来这些内容在日本要在二年级才学。这一下算是出奇制胜了，既让园长爽快地接受了孩子，又给了幼小的孩子一份自信。因为，孩子很敏感，即使听不懂日语，也读得懂老师的表情。

　　让儿子回北京读中学时，我们嘴上鼓励他不畏困难，努力跟上大家，心里却明白，“逆向留学”过个把月的孩子，这可能太难了，跟不上就让他回来。他走后我们一动也没动他的书桌。在老师、同学和亲朋的帮助下，他基本跟上了国内孩子，回国前心中的不快已被进步的喜悦所代替。日本老师和同学知道他已经上了中学，十分惊奇，这也让他自豪了一把。

　　有了前面的经验，孩子似乎有了几分闯劲，小学毕业典礼后，他高高兴兴地返回了中国。在机场检查口，孩子回头挥手告别的一刹那，我们突然感到孩子似乎长大了。

　　临走前，儿子的中文习作《我过了三关》登在了报纸上，记述自己是如何在半年里基本上过了语言、生活和学习这三关的，这是他迈出人生重要一步的纪录。没想到，孩子顺利“渡过三关”的消息比当初送他回国时引起的涟漪更大，仅我们周围便有三、四家朋友送子“留学”。有的孩子甚至比我的儿子还大，还有中日混血儿。后来，在日本、香港或美国，与朋友们重逢，得知当初从外表到内心与日本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的他们，已变得中文流畅、与祖国不再生疏；想到不久他们将成长为兼知两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复合型人才，有比父辈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时，我们不禁感慨万千。

　　康奈尔邀儿就读

　　儿子到美后，我们知道，几乎没有英语基础的大孩子和大人一样，不容易适应新环境。怕他压力太大，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他分数如何。我一改过去“父不夸子”的做法，时不时夸夸他9个月便考出了双语班的“光辉战绩”，目的就是让孩子树立信心。我还给凡事认真的妻子送了一本书——《千万不要管孩子》，让她有个平常心。

　　2004年6月下旬，大学招生几乎尘埃落定，孩子也有了不错的去处。没想到，一天，我在家中收到康奈尔大学的电话，问孩子是否接受他们的录取：“请马上决定，否则顺延到下一位”。如果不是因为我探亲来美，恰好在家，孩子很可能赶不上常春藤名校的这趟末班车。

　　自主留学到剑桥

　　经过几次事，儿子对老爹的作用算不上十分崇拜，也八分承认。上大学前的假期，孩子的妈妈从报上看到为美国孩子办北京夏令营的消息，为他报名作义工，并把他送到北京，在夏令营安顿好。他发挥自己中英文兼通的长处，美滋滋地当了一个月“赵老师”。他在网上给在美的家长写夏令营日记，又当辅导员教中文，还带孩子们上街买东西，教他们讨价还价，度过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暑假。

　　在大学第一年的暑假前，他发愁说，一年级生很难找到与专业有关的实习机会。尽管我也可以帮他在我任教的大学找个位置，但我想让他自己闯闯。我提醒他到日本的学术机构试一试，他好像茅塞顿开，一下来了精神。而且，他还别出心裁，为了博得初审他申请书的工作人员的好感，写申请书时同时使用了英、日文。第二﹑三年的暑期实习、去剑桥大学留学以及申请奖学金，便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了。

　　这一年暑期，儿子在东京大学的宇宙线研究所当了三个月的研究实习生，开始了研究生涯启蒙课程，这也是他第一次自食其力的海外生活。

　　第二年暑期，他被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数学培训班录取。班里汇聚了来自多所名校的不同年级的尖子。不但供给食宿，还提供了一种与大学不同的学习环境和交友的机会。孩子看到天外有天，增强了竞争意识。在此前后，他还到著名的霍普金斯夏令营当了一期助教，回康奈尔大学跟老师做了一个有奖项目，一个暑假做了三件事。

　　第三年暑期，他刚从英国回来，就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数学研究所做学生研究员，与同伴合作出了一篇研究论文。几个月后，他申请到资助，在学会上发表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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