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逆境的相守

    罗秦带来了热闹和生气。到了孟菲斯，罗秦才发现丈夫如此不善交往，“合租的房子，各忙各的事，都不说话，很安静”，更没有什么朋友聚会。罗秦会做饭，也喜欢下厨，她的饭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访客，她以典型重庆人的性格，很快获得认同。可仅仅3个月后，一场“性骚扰”纠纷，成为一系列磨难的开始。

　　那是1998年10月11日，后来一大堆的法律文书一再提及的日子。时隔近10年之后由贺绍强再来叙述，已经相当平静，或许因为陈述过太多次——对妻子、学校、律师、法庭、朋友以及媒体。这场从“性骚扰”纠纷演变为“性侵犯”的刑事案，进入司法程序3年后，终于在2003年有了定论，陪审团一致裁定，贺绍强罪名不成立。可“性骚扰”的起因，综合了各方叙述后，依旧扑朔迷离。

　　那一天贺绍强在学校图书馆电脑机房结识了齐晓军，一位比他大4岁的北京女性，已婚。齐晓军1992年到达孟菲斯，出国前做过十余年医护工作，正在孟菲斯大学商学院攻读广告市场学本科学位，她的丈夫王玉鹏也毕业于孟菲斯大学，9月底刚在亚特兰大找到工作。贺绍强与齐晓军在第一次见面当天的13点至14点间，离开电脑机房到一间教室，有过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一周后的10月18日，齐晓军与丈夫向校方投诉，贺绍强先以500美元引诱她，继而是使用暴力未遂。贺绍强的说法是当天齐晓军以向他请教英语为名，用一本生理学教材制造暧昧情境，继而向他借500美元办理健康保险，被他拒绝。

　　双方各执一词，为贺绍强后来的监护权官司积极提供法律援助的留美博士岳东晓，有机会详细接触到关于此事的案卷，他并不愿意将注意力分散于此事，“那些陈述看起来都很ugly(丑陋)”，而且此事“与贺梅的监护权在法律上没有关联，是两件事”，最重要的是“此案在第一次警方介入后，结论是Dismiss”，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可是齐晓军的投诉很快被孟菲斯校方采信。第二天，10月19日，贺绍强就被告知，停止电脑机房内的工作，这意味着每月1100美元的收入中止。之后孟菲斯大学就此事进行调查，半个月后，贺绍强的助教工作也被停止，这意味着他的全额奖学金中止。11月中旬，警方不予立案的调查结论，并没能改变贺绍强的处境，学校拒绝改变处理方案。

　　事情发生后，罗秦接受了丈夫的解释，但仍有些疑虑。某一天晚上，罗秦夫妇在电脑房遇到了齐晓军，罗秦与她有了一次直接谈话，“她表现得真的很无辜，只是说，你回去问你老公吧”。罗秦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几乎相信是丈夫做了错事”。夫妻间的重建信任，意外地由几天后齐晓军对罗秦的投诉完成，“她去学校告状，说我在图书馆恐吓了她”，罗秦因此确信，“这个女人太会演戏了”。此后她再也没有怀疑过丈夫，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但周围的人不是这么想的，留学生之间的交往本来就不多，“各扫门前雪”，加上种种传言，他们的生活重新变得很安静，而且屡遭指戳和白眼。

　　罗秦回忆，丈夫的“不自信”和遇到大事的“没主意”在这个事件里充分显现。比如齐晓军投诉后，贺绍强晚上要去电脑机房都不敢一个人，执意要罗秦陪同。后来与校方关于恢复奖学金的交涉，贺绍强同样要求妻子同行，而那时罗秦还对英语一窍不通。校方的态度很强硬，不可能恢复奖学金。交涉里发脾气的不是贺绍强，而是罗秦。她的冲动也被旁观者记录在案，这个已经怀有5个月身孕的准妈妈，在丈夫离开后重返办公室，用仅有的几个骂人的字眼叫嚷着表达愤怒，然后被人拖走。

　　贺绍强现在会自我检讨，当年在和孟菲斯大学交涉的过程中，“方法不对”，因此“让学校也占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他现在的分析是，“美国人的上下级观念其实很重，管理者不可能向学生认错，尤其是我这样的留学生”。罗秦的冲动和他的一些“幼稚”行为，“更让他们觉得是面子上严重受伤”。这些行为包括，向校报投稿，向当地的媒体投诉，以及警告校方“要将他们告上法庭”。

　　不管贺氏夫妇怎么做，校方坚持不恢复奖学金，他们只能面对现实。贺绍强开始寻找中餐馆打零工，而有孕在身的罗秦，也在一户美国人家里找到了看小孩的保姆工作。重庆的家人说起来都会心疼，罗秦也自嘲，“回来以后一些表姐妹说起她们做月子，几个人围着伺候，而我生完孩子28天后就去中餐馆打工了”，不过说这话的时候她并没有情绪低落，而是笑得明朗。

　　贺梅在1999年1月28日出生，是早产，必须剖腹产。面临“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选择时，罗秦选择的是小孩，毫不犹豫。所幸母女平安。贺绍强将女儿的早产部分归咎于与齐晓军夫妇两个月前的一场纠纷。1998年11月27日感恩节那天，他们夫妇与合租室友在超市遇到了齐晓军夫妇和他们的室友，结果双方发生纠纷，罗秦被推倒，因大出血住院一晚。贺绍强很快报案，齐晓军的丈夫王玉鹏12月12日曾被警方逮捕，后被保释，但此案在2000年5月被撤销。

　　和性骚扰的投诉一样，罗秦被打事件也变得扑朔迷离。两件事里有一个共同的见证者——清华大学的刘金波教授。他留学孟菲斯做一项研究工作，经朋友介绍认识齐晓军夫妇，并合租一套房子。在王玉鹏前往亚特兰大之后，并没有因为“瓜田李下”的顾忌搬走，他“不会开车”，“学校附近的房子又不好找”，因此“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对齐晓军的印象很好，“很保守的一个小姑娘”。他先后为两件事情提供过证词，“但我只说我确实看到的，不说假话”。他一直坚持让记者去查找原件，“只有那几句话，写得很清楚，我知道得很有限”。性骚扰事件里，刘金波看到的是“齐晓军哭泣着回房”。而超市事件里，刘金波“听到争吵声，绕过货架过来，看到的是两个女人在拉架，我过去把两人拉开”。结果是“我的证词，双方谁也不满意”。

　　时隔多年，刘金波依旧不愿意过多谈论此事，在他看来，“两个中国家庭都受到了伤害”，“辛辛苦苦挣一点钱，全都交给律师了”。而进入到贺梅监护权案后，“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变成了中美家庭之间的事”。他感叹，多年的留学经历，留学生在海外遭遇到的歧视和艰难，对他“影响非常大”，以致“凡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事情，我一定会站到中国人这边”，因此更不愿意回到源头来讨论那起“性骚扰事件”，“事情已经结束，不想中国家庭再受到任何伤害”。只有罗秦，坚信自己的丈夫，在此后的艰难中不离不弃。

　　贺梅在父母的窘境中诞生，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遭遇现实。贺绍强考虑过，再过几个月就可以修完硕博连读中的硕士课程，那时正逢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找工作很容易。贺绍强也跟几个地方接触过，得到的答复是拿到文凭之后就可以上班了。因此，他们夫妻深信，即便没有孟菲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只要能够熬过毕业前这几个月，生活依旧可以渐入佳境。

　　他们因此与“中南基督徒服务中心”(MidSouth Christian Service)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看护协议。这种临时帮助抚养小孩是此机构的一种标准服务，填了长长的印刷表单后，贺梅通过此机构被委托给当地白人贝克(Baker)夫妇。双方第一次见面，罗秦对贝克一家印象很好，贝克太太给她的印象就像“《飘》里的黑妈妈”，“家里那么有钱但还是很朴素，穿着旧皮鞋还没有穿袜子”。在贺梅之前，贝克夫妇已经临时照管过10个孩子，双方约定，从1999年2月24日到5月24日，贺梅寄养于贝克家。

　　双方一开始相处融洽，已经有3个孩子的贝克太太还教罗秦如何照顾小孩。麻烦在1999年4月27日到来。由于孟菲斯大学的积极参与，警方重新受理了针对贺绍强的指控，并且从“性骚扰”升级成为“性侵犯”。当晚，正在大学宿舍里守夜的贺绍强被警方逮捕，他于次日获保释。在罗秦的支持下，贺绍强做出决定，拒绝庭外和解，要求交于陪审团裁决，弄清是非曲直。可真正打一场官司，比他们想象的麻烦得太多。他们没钱请律师，第一个律师是法庭指派的，后来因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其间陆续经历过几个律师，也多有摩擦。罗秦说来还有些生气，“让他们去申请调齐晓军的电话清单，证明她当天打电话给老公哭诉是撒谎，但他们根本不尽力”。事实证明罗秦的坚持是对的，清单显示，齐晓军与老公分离后的电话并不多，当日的通话也只有1分钟时间，这成为庭审的有力证据之一。

　　3个月很快会过去，涉案后，贺绍强夫妇想过托人把女儿带回重庆，女儿的护照是5月下来的，贝克夫妇也在5月请了律师，以办医疗保险为由(贺家为贺梅申请保险被拒)，主动要求贺家签监护权转让的文件。在当时的贺氏夫妇看来，犹如雪中送炭，他们因此更加感激。双方的文件在1999年6月4日正式签署，这是一份没有具体时限的“临时监护权”(Temporary Custody)文件。在签订时，贝克再三保证并不是想收养贺梅。当时在场的还有教堂的Kenny Yao博士，但并没有法官。见证方仔细解释这只是一份临时文件，他们可以随时要回孩子。贺氏夫妇于是放心地都签了字。

　　可贺氏夫妇的情况看起来每况愈下，当年9月，孟菲斯大学就“性侵犯案”举行听证会，正式取消贺绍强的学籍，这意味着贺氏夫妇在美国居留的合法身份出现问题。次年3月，贺绍强重返亚利桑那答辩，准备取得文凭后回国。其间罗秦有了在美国的第一次旅游机会，贺绍强带着她沿途顺便去看大峡谷散心。但她并不觉得快乐，此事后来还成为攻击他们不爱女儿的把柄。

　　而在贝克夫妇那边，监护权取得后，贝克太太开始写一本记录，她说此记录的目的是“怕发生什么变化”。这份记录后来同样呈交法庭，第一条记载就是6月4日，“取得监护权”。1999年10月3日的记载:“他们(贺家)想知道能否下星期天带Anna(贺梅)去一天。我告诉他们不行～Casey(罗秦)因此心神很乱，很大声地哭。他们很快就走了。Jack(贺绍强)总是说有朋友还有教堂的一个医生想看看Anna，我们告诉他们她不需要看医生，谁要看她可以到我们家来……我们感到Jack将有新动作。我们要把探望改成两周一次……我们看出来Casey想来得更多……Jack非常坚持和专横……Jerry不在家时不能让Jack来。”

　　经历了官司之后，再由贺氏夫妇来叙述，“一切都像是个陷阱”。除了日记外，贺绍强还列举出后来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言，两年前贝克夫妇就在当地领养机构提出申请，希望领养一个亚洲小孩。贺绍强还强调了一个细节，贝克先生的公文包里经常放着《圣经》，他曾对贺绍强说，“认识你是上帝交给的一堂功课，我要交出完美的答卷”。

　　2000年5月贺绍强完成答辩，取得亚利桑那大学的硕士学位，但因为刑事案，他不能离开田纳西州，只能在中餐馆“打黑工”，罗秦也一样。但两个人的经济情况反而因此好转起来，贺绍强做到了中餐馆的经理，每月有2600美元，罗秦当服务员也有1000多美元，两个人马上租了更好的房子，准备接回女儿。也因此与贝克夫妇的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在2000年6月成为诉讼。孟菲斯法院就此事举行听证会，拒绝贺绍强的请求，理由是他有刑事案在身，夫妇俩都没有正式工作，不具备抚养贺梅的经济能力。

　　“性侵犯案”也在当年12月第一次开庭。那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罗秦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那段时间“每天起来都必须告诉自己，不能死，不能疯，要撑下去”。“性侵犯案”拖了3年，而在美国的正常司法程序里，这种案子1年必须有结果。他们在胜诉之后，向齐晓军提起了索赔5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但齐晓军没有应诉，罗秦花500美元请过私人侦探，也没能找到齐晓军夫妇接收诉状，只能不了了之。

　　贺梅的“监护权案”也是四处碰壁。从孟菲斯地方法院到田纳西州巡回法院、上诉法庭和最高法院，所有司法程序他们都走了一轮，最终的胜诉在2007年1月23日到来。这时候的罗秦，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2003年之前，形势完全一边倒，贝克夫妇是当地的中产之家，拥有超过40万美元的“非常高级”的住宅，而贺绍强，不仅刑事案在身，还没有合法居留身份。贝克夫妇也表现出了“志在必得”的决心和态度，不惜重金聘请南部著名大律师，在“性侵犯案”外，又促使移民法庭对贺氏夫妇进行审理。2002年6月，因为中国驻美使馆出面干涉，一封特快专递在庭审时到达，才使得贺绍强夫妇获得了在美国的暂时居留权，等待贺梅案的结果。

　　而2003年“性侵犯案”定论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参与到贺梅案中来，从道义、金钱和法律上给予支持。这里面既有2002年就参与进来的岳东晓，也有加拿大湖南同乡会的李海航，还有已经在加州执业的律师李兆阳、孟菲斯当地的侨领蔡金良。与岳东晓的不在乎“性侵犯案”不同，蔡金良“观望”了差不多1年，等到判决出来，才积极参与进来，“做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情”。比如组织拍卖捐款、在贺绍强东躲西藏打黑工的时候替他照顾罗秦和后来生的两个孩子，这让贺绍强始终心存感激，也因为蔡金良的影响力，“当地华人的态度开始明显变化了”，以前是被人像瘟神一样躲着和背地指戳，现在夫妻俩重新有了朋友。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