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的团圆

    贺梅在这种纷争中长大。她和贝克夫妇的小女儿同吃同睡亲密无间，这些都被外国电视台的镜头所记录。而罗秦，情急之下不惜举着牌子在贝克家附近等待女儿出现，被关押过一天。最高法院判决下来之后第3天是贺梅的8岁生日，是在两家人的共同参与下度过的，至少在这个女孩面前，两家人达成了和解，尤其是贝克夫妇，他们做到了自己的承诺，不在贺梅面前哭泣。在贺氏夫妇决定回国的时候，贝克一家也来送行，他们用力抱起这个女孩，亲吻着她，再大声告诉她，“你有两个家庭”。

　　贺绍强一家于2008年1月10日回国。在北京机场出站，一家5口，10多个箱子，全由罗秦来指挥，贺绍强牵着孩子站在一边，说自己负责照顾小孩。罗秦的弟弟去机场接她，心里对这个姐夫很有气，说如果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真想把贺绍强打一顿。他在路上感叹，“你不止有3个孩子，是4个，你丈夫也是一个”。罗秦笑说，在美国，官司逐渐有了转机后，相识的外国朋友也这么跟她说过。而且不止一个人问过她，“为什么不离婚？”罗秦都只是笑。原因她自己也分析不上来，反正这个她看来“不自信”、“没主见”的丈夫，依旧能够吸引她。

　　说起往事，罗秦没有任何抱怨，也不会把磨难归咎到贺绍强身上。她也不恨齐晓军了，甚至觉得“她到后来也是逼于形势”。她开始能够退一步换一个视角来看所有事，“到后来都是逼不得已了”。贺绍强在贺梅案中途都想过放弃，机会看起来太渺茫。反倒是罗秦，执拗地始终如一。

　　同样执拗的人还有岳东晓，当年的北大学子，后来的留美硕士，在加州拥有自己的IT公司，两个孩子的父亲，平素喜好在网上发表有关中日关系、地缘政治之类的文章并与人论战。贺梅案原本跟他没有一点关联，2002年他看到新闻和网上的论战后主动和贺绍强联系，贺绍强给他寄去了许多案卷的复印材料，还包括“性侵犯案”的录音。此后，岳东晓就开始关注贺梅案的每一步进展，自己钻研美国法律，最开始是在网上与人论战，后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他自比金庸笔下的张无忌，在大量阅读法律书籍并运用物理学方法钻研之后，突然间融会贯通了。事实也如此。针对在贺梅案审理中做出不公判决的两名法官，李兆阳和岳东晓迅速反击，提出了若干罪名，以致两名法官自陷困境。

　　每一步的胜利都让岳东晓备感鼓舞，也更深地参与到贺梅案中。他与贺氏夫妇第一次会面已经是2006年，应对最后的诉讼。这时候的岳东晓，已经让贺绍强视为“半人半神”的战略家了，他还会想起与岳东晓最初的沟通，对方在电话里就提纲挈领，借用了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判断这场官司既不能持“速胜论”，也不能持“亡国论”，必须坚持“打持久战”。

　　此次贺氏夫妇决定带着孩子回国，岳东晓自愿同行，目的是看着贺绍强落实工作，他说，既然跟了这么久，当然希望看到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背后还有另外一重原因，贺梅案在美国引发的关注远胜于国内，在贺氏夫妇启程前，2月8日，ABC的著名节目20/20，制作了一期贺梅的故事，回顾整个官司和女孩的成长，也表现出对她未来命运的关注。

　　岳东晓最激动的那一刻，是2月10日走出北京首都机场，他牵着贺梅和她的妹妹，从ABC早已准备好的摄像机镜头前走过，当初贝克先生曾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地宣告，将会动用一切方法，禁止贺氏夫妇将贺梅“运送”回中国，岳东晓要说的是，看，“我们回来了！”而贺梅，并没有太过于激动的情绪表达，因为不懂中文的缘故，她格外依恋母亲罗秦。

　　贺绍强正在努力找工作，罗秦又感觉到了丈夫的不自信，“好多事都要岳东晓来拿主意”，当然，还有她的认同。贺绍强在重庆的几次申请被拒绝了，好在长沙的一所职业学校给了他回应。校方在媒体见证下对贺家非常热心，不过谈到最后合作，双方的态度都很谨慎。在事情确定下来之前，校方并不希望公布学校名称。与校方的接触过程，岳东晓几乎是全程陪同，比较起来，更显出贺绍强的老实和不善交际。当有人向他论证这所学校的优点的时候，他会认真谛听，然后叫住自己的妻子——她多半都在忙于照看身边的3个孩子——“罗秦，罗秦”，再把那些话复述一次，要看到妻子认同的笑。

　　贺梅重新回归贺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贺绍强和罗秦都感觉到，女儿比他们想象的更懂事成熟。他们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甚至女儿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弃婴，他们都不敢细问。好在几个月后，贺梅迅速和她的新伙伴——弟弟安迪和妹妹艾薇塔玩到了一起。她当然还想念着贝克家的小女儿，她脖子上的那条银色项链是临别时的礼物，被问到这礼物时，她会突然沉默。她很快成为新家庭里最有号召力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她的带领下，乐此不疲地玩着破译岳东晓宾馆保险箱密码的游戏。她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在中美两种文化差异引发的论争中，被持续关注。她的幸福，看起来附加了更复杂的期待。(王鸿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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