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检验的诚信与效率

　　1999年后，柬埔寨政府官员急于吸引投资，有中国商人前来考察，官员们准备了厚厚的材料，高官也亲自接待。有一些商人实力不够却夸下海口，想先把项目定下来，再回去找其他的人一起来合伙。回国没找到合适的，承诺就成了空话。

　　在开放自由的柬埔寨，中国商人的诚信备受考验。“狼来了”一般的假话多了，柬埔寨官员对“来路不明”的商人也就谨慎起来。

　　在柬埔寨，中国内地企业与港澳企业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暴露得明显。“内地公司管理粗放，喜欢靠经验，效率低，接单无计划，饱一顿饥一顿。”王弈说。

　　王弈最看不惯有几个中国指导工老把“差不多”挂在嘴边。一次柬埔寨女工拿着布找指导工，得到的答复是差不多，不用改了。

　　有些内地国企还把国内的习惯带到柬埔寨：企业还没开工，先拼命装修办公室，买十多美元/平米价钱的高级地板漆，这让王弈很心痛：“我这里地板才几美元一平米呢。”

　　王弈很善于自省，出于向香港同行学习的目的，她刚刚加入港澳商会。在她的努力下，过去公司只有5种数字报表，现在增加到了50种。

　　需要适应的自由

　　金界娱乐城和柬埔寨皇宫遥遥相对，巨大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3月2日是周日，这里生意兴隆。下午六时左右，一辆旅游车在门口停下，香港旅游团的老人和孩子们鱼贯而入，“一小时后在这里集合”，导游话音未落，所有人消失在赌场里。

　　金边有数十家赌场，顾客主要是外国人——柬埔寨人不允许进去。一些赌场里，八九成赌客的嘴巴里，蹦出的是中国话，赌场的门牌到牌桌说明上也都有汉字。

　　赌客中不仅有中国商人，还有月薪四五百美金的中国指导工。“我想不通，一个指导工在国内可以很勤奋，到这里来后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束缚，什么都不顾，去赌钱，去吃摇头丸。”王弈感叹。

　　王弈和她的爱人齐冰在工厂里严查赌博，发现工人赌博，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开除。对于几个国内来的男青年，“我每个月都要找他们谈话，你最近没出去玩吧？”

　　“我在这里像妈妈一样管着他们，一个月给他们发一百多块零用钱，其他的等他们回国时结清。我常说，你不要嫌我多事，我是怕你们把钱都送到赌场去了。”

　　一位香港商人的理解是：在中国内地，似乎永远有一个保姆在检查，人们被强制安排接受某种秩序。而一旦来到这样自由的环境中，过去的禁忌大多没有了，“你突然发现自己除了杀人放火之外，几乎可以无所不为”。

　　适应自由也是一种能力，人需要用头脑来选择自己的生活。胡金林和许多在金边成功的中国商人一样，满意于自己的自制力，他仅陪客户去过几次赌场参观。

　　王弈认识一个小老板，熬过一段苦日子后开了个工厂，但好景不长他就迷上了赌场。“早上10点钟前，下午5点钟后，他电话基本不接，去赌场和卡拉OK玩了。”一年不到，工厂只能关门大吉，那老板偷偷把机器搬走后溜回了国，结果柬埔寨工人抢衣服，抢机器，闹得不可开交。

　　寻找新方向

　　钟仁从一无所有变为“成功人士”，只用了十年的时间。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一些中国商人的缺陷。“新一代中国商人和老一代华人有巨大差异。”他说，“老一代勤俭持家，靠劳动一分分赚钱。新一代野心勃勃，是标准的经济动物，渴望一夜暴富，喜欢各自为战，就像一盘散沙，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

　　李伟明在加华工业园里，看惯了中国企业来来去去。“大浪淘沙。”他说，“适应当地政策法律环境就能生存，否则只能卷铺盖回家。”他认为，即便是成功的中国企业，从管理到对人权的价值观念上，都需要向先进国家的同行学习。

　　十年前中国大使馆把中资企业联谊会改成中国商会。用钟仁的说法，“他们就像一串散乱的珍珠，需要用一根线串起来。”港澳商会也于1998年成立了，而在更早的时候，柬埔寨当地华人华侨成立了华人华侨理事会。钟仁希望商会能多组织活动，改变中国商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目前，三大商会经常组织会员们在节假日聚餐、鼓励会员参加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资助贫困学生和家庭。活动较多的港澳商会还拥有内部会刊。今年中国南部雪灾，港澳商会捐款额近20万美元。

　　许多港澳商人已在这里落地生根。港澳商会会长、银行家任瑞生早被封为勋爵，而几个副会长都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别墅，孩子在当地华文学校上学。

　　内地商人却想着“落叶归根”。王弈的丈夫齐冰说：“我现在40岁了，再干十年，可能就要退休回国了。”

　　胡金林32年前在温州柳市镇街上摆地摊卖五金电器，从温州到上海再到新疆，又闯荡柬埔寨，即便今天生意做遍了中南半岛，仍然在感叹自己“流落他乡”。

　　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提高和人民币升值，仍然不断有商人前来考察。3月4日上午，记者在加华工业园遇上一对深圳过来的男女，要到这里投资生产内衣。男的是韩国人，一样雄心勃勃，“劳动力价格比国内低了25%以上！”新的梦想在酝酿。他们和记者开玩笑，“开业时帮我们做做宣传吧。”(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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