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中国高校留学回国人员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状况，全国政协委员伍中信在提案中建议，从体制、管理、经费等方面予以解决，具体要从五个方面入手。

　　——建立健全完备的管理体制。政府要制定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相结合进行科研或转化的一系列政策，并有计划地把企业从体系上纳入科研项目的管理范围。同时，把留学人员创业园纳入财政管理，成立专门为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资公司，进行科研的中试孵化和风险投资。

　　——加强对科技项目的管理。根据高校的实际和留学回国人员的特点，政府要对科技项目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开发，重点开发能够实现产业化的项目。高校也要坚持从选项、研发开始就面向市场的原则，对那些实用型的科研技术，要把产业化的市场需求作为科技经费申请的重要论证依据。

　　——扩大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渠道。政府应从建立、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入手，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如加大财政对高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调动风险投资公司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等。

　　——坚持高起点的原则，尽量避免重复性研发。政府要引导高校之间科技开发的协作和交流，加强对项目的论证中试，防止低效率、重复研发和转化。留学人员的科技项目开发也要立足于国际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结合市场需求有目标地面向企业寻找科研课题。高校必须把企业的生产需要、科技进步和科研结合起来，科技成果才容易转化为经济效益。

　　作为致公党党员，伍中信的提案也被纳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致公党组的提案之中。

　　转变吸引留学人才回国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留学政策的影响下，一大批中国学子在海外学有所成，其中很多人回国建功立业，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海归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先进的企业文化带回国内，在众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后进入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创业园区、科研机构和重点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工作和公共管理工作，在科教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从参政议政到真正走上管理国家的平台。

　　“不一定一个人的专业就决定了这个人一生从事的行业。很多事情是贯通的，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理念。留学回来在各个领域做得非常好的人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应该脱颖而出，不能因为是科学家就不能做别的了。对此应该解放思想。”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饶子和说。

　　饶子和1996年从英国回国。他认为，越来越多的高层次留学人才从科研岗位走上创业道路并取得成功，从科研工作、参政议政到进入政府管理机构，例如万钢、陈竺、陈章良等，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全国人大代表、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邓中翰博士1999年回国，随后创办了中星微电子公司。“对于中星微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而言，海归们的作用更加明显，他们在海外留学以及在世界领先企业实践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促成了积极的创新精神、高效的激励机制及先进的企业管理文化移植到企业中来，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扬。”邓中翰说。

　　能够当选人大代表，邓中翰感到万分荣幸。“这体现着国家和人民对致力自主创新事业的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工作者的极大认同和肯定。我将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积极建言献策，更好地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他有三点建议：一、进一步解放思想，以企业创新为主体，坚持不懈、永往直前，加快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二、不拘一格地选拔和使用创新型人才，包括海外人才；三、由企业更多地来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抓住机遇争取跨越式发展。

　　邓中翰说，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观念应当有所转变。十几年前是要吸引他们回来，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今天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要走向世界，希望优秀的海外留学人员能够在国外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作，共同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

　　近些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打造留学人才回国绿色通道，积极向他们提供一站式人性化服务，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为海外留学人才引进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认为，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人才引进和使用政策与中国海外引智政策的主流格格不入，具体表现是：在人才引进和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立项方面存在着设置年龄门槛的现象，而这无疑将年龄较大的优秀海外留学人才拒之门外。

　　因此李卓彬建议：解放思想，进一步加强海外留学人才引进工作，各部门梳理有关海外引智和人才使用政策规定，彻底消除各种年龄门槛，不设任何前提和条条框框，以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充分调动各个年龄阶段留学人才发挥作用的积极性，积极营造留学人才百花齐放的良好环境。(文/沈仁，图/张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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