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的根本目的，要服务于国家实力增长与人民生活富裕

　　多方关注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17日至18日在美国举行，这次对话的焦点之一，依然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金融是国家的命脉，近期越南出现金融危机的某些前兆，更加彰显出金融安全对国计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保护措施脆弱，更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

　　拉美、东欧、亚洲等国的教训

　　据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阿根廷在发展中国家较早推行金融全面开放，允许外资控股本国银行，甚至主动出让银行国有股本。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加速金融自由化，1997年外国资本已控制了阿根廷银行的52%。接着阿根廷发生了金融危机，整个金融体系接近崩溃。短短一年内，阿根廷银行国有股本又下降到33%，西方资本控制67%，阿根廷最大10家银行中8家属于国外资本控股。

　　在金融自由化之前的30年中，阿根廷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甚至超过原来的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外国资本控制阿根廷后，2001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阿根廷GDP下降到1997年的31%，减少2/3还多。

　　经济崩溃带来政治局势动荡，阿根廷曾在一个月内换了5位总统；社会动乱发生，到处是游行示威，死在警察枪口下的动辄数十人。

　　当时，阿根廷中产阶级把钱存在外资银行以图保险，结果外资银行首先出逃和外移资金300多亿美元，大量中产阶级破产滑入贫困阶层，数百万人失业，贫困人口到2003年上升到总人口的60%。阿根廷本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彻底崩溃，婴儿死亡率则从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直逼最贫穷的国家。

　　阿根廷曾是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人均工资水平在拉美前列，但在成为“全球化楷模”之后，人均工资水平后来急剧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数几位。

　　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松林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开放之后都出现了金融风暴，外资突然出逃，股市楼市崩溃。而当政府想要挽救经济时才突然发现自己已无能为力，因为现代经济命脉已不是矿山和其他基础行业，而是金融。失去金融控制权，政府便缺少能力控制资本外逃以保障居民存款安全，也丧失了吸引外资、乞求外援的手段，因为在此前已经把国有资产卖个一干二净，如今连抵押的东西都没有——而所有外资银行这个时候都突然强调全额抵押制度。国内民族资本在经济崩溃中不仅流动资本损失严重，而且所有存款都没了效用。当整个经济陷入极度困境时，恰好又为西方资本彻底操控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提供了机会。

　　杨斌认为，国际资本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这样，国际金融资本就享有充分了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以其拥有的庞大资金量和高超的拉高打低技巧，任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谋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灾难。

　　杨斌分析说，20多年来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因为金融盲目开放而吃了大亏。金融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等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人民有利的改革。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在采用了美国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等金融自由化的方法后，从1980年到2000年，105个国家平均年经济增长只有0.8%。

　　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等经济改革，在杨斌看来，实际上是为配合美国利益而来的。拉美不少国家之所以左派政党能重新上台执政，正是因为人民饱受了灾难之后，才知道走美国指引的“华盛顿共识”之路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认为，面对国际金融局面的复杂和不可预料，我国此时依然需要保护自我金融主权和利益，不能随意扩大外资渗入的比例。尤其是对照美国如此发达经济和健全的金融体系，仍对外资参股进行很多限制，我国的金融实力完全不能与美国比拟，我国的金融防火墙更是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更应慎之又慎。

　　即便是极力鼓吹金融自由化的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也不得不指出：“尽管金融自由化值得追求，但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伴随一定的限制措施。可以肯定的说，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如果迈得太快，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彼得拉斯则指出：美国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和扩张，是华盛顿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实际上，美国大部分针对中国的索赔、起诉、贸易制裁等的目的，就是为了换取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筹码。纵观美国的金融战略，第一步是获得中国对美国金融集团购买股权的开放许可，为占领银行、投资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等抢占滩头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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