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92年，中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艰难探索期。海外华侨给中国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其它外资进入中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81年元旦，美籍华人陈香梅作为里根总统的特使，在北京钓鱼台得到了邓小平的会见与宴请。这一次，她带来了里根总统给邓小平的亲笔信。邓小平见信很高兴，当宾主共同迈入宴会厅时，他坚持让陈香梅坐在有数名参议员参加的美方代表团的首席，并且风趣地说：“美国有100个参议员，但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香梅得到的待遇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地位变迁的一个缩影。因为，在几年前这一幕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海外关系”还是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词，海外华侨同地、富、反、坏一样，是政治歧视的对象。

　　1978-1992年，中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艰难探索期。海外华侨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中最积极最热情的一支力量，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给中国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其它外资进入中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拨乱反正 华侨迎来春天

　　十年浩劫中，“海外关系”成为一根整人的大棒：全国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眷属中形成的冤、假、错案达几万起；许多侨户私有房屋被挤占、财物被查抄、侨汇被冻结；很多归侨、侨眷及港澳同胞眷属因所谓“海外关系”问题在政治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一些怀着报国梦想回来参与建设的归侨，也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此期间，中国侨联的工作也被迫中断。

　　文革后，遭受严重摧残的侨务工作已千疮百孔，迅速开创侨务工作的新局面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1978 年， 邓小平又提出“应该有一个庙。长期没有一个机构，没有人管不行，总要有个庙，庙里摆几个菩萨。”

　　“立庙”是指恢复侨务机构，在组织上建立起一个侨务体系；“摆菩萨”就是要建立侨务干部队伍。在国家领导人的直接过问下，国务院侨办重新恢复办公。1978 年1 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中国各地也相继恢复了侨务工作机构，建立了侨务办公室。

　　侨务机构恢复以后，立即投入主要精力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和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全面落实各项侨务政策。截至上世纪80年代末，共平反纠正了归侨侨眷在“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老案64000多件；落实清退各类华侨私房近4000万平方米；清理了60多万名归侨侨眷职工的人事档案；重新调整安置了60年代初期被精简的归侨职工及其直系亲属。

　　侨资侨智成为改革先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怎么办？引进侨资侨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一项重要的工作。在1978年12月22日召开的侨务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在会上明确提出：“要通过经济工作做侨务工作”，“要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办好华侨事业、企业，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不少海外华侨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人经过几代的勤奋和努力，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拥有较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庞大的经营网络。海外华侨历来有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关心祖国发展的传统，他们把这些资金、人才、技术带给了中国。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与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

　　1980年代之后，经济特区成为改革的排头兵。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确定创办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时，就充分考察到了华侨的积极因素。以侨乡厦门为例，邓小平曾指出：“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 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成为经济特区之后，厦门市的侨资经济不断发展，以海外华侨为主力的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断地注入厦门，从根本上推动了厦门经济建设的发展。

　　不仅在厦门，在深圳、上海乃至全国各地，侨资侨智都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从第一块批租土地到第一幢公寓式外销房，从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到出租车行业第一家外资企业，都是华侨兴建。

　　在深圳，先后成立的侨资企业有：被列为深圳市企业登记001号的“光明汽车修配厂”；全国第一家电子行业的合资企业“光明华侨电子厂”(今康佳公司)；当时全国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光明华侨家私厂”；具有美国先进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的“华侨晒图纸厂”…… 而福建另一个侨乡福清市的地方经济在侨力的推动下更获得超常规发展，10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0倍，堪称奇迹！

　　1990 年4 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提出了“海外几千万爱国侨胞”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的论断。两年之后的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中国改革开放从此进入了快车道。(陈江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