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贤良的丈夫

　　父亲与母亲伉俪情深，我从小就有感觉，几十年里我从未见过他们有任何的隔阂与不睦，为此既感到无限幸福，又常常感慨良多。

　　父亲对母亲疼爱有加，甚至有时不大像是对妻子，更像是对心爱的女儿。有时母亲躺在床上，父亲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她，微微地笑着，轻轻地哄着，慢慢地拍着。那令人为之心颤的缠绵情意，难以言喻。母亲略有不适，父亲得知后，总是立即用一双怒目先向我“兴师问罪”(因我陪伴母亲最多)，那眼神与平时的诙谐有趣迥异，在我的记忆里是不可磨灭的。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一日深夜，母亲如厕时跌倒，父亲闻声急忙赶去，拼着全身气力，“战地救护”般搀起母亲，送母亲回房。具体情形尽管我们谁都不曾目睹，后来提起时父亲亦只淡淡一笑：“天晓得你们怎么都睡得像只猪！”我却能真真切切地想见他是怎样吃力地搀起母亲，怎样生怕稍稍弄痛了她而小心翼翼地半背半抱，一步一喘地送母亲回房的。父亲那年72岁，历三次心肌梗塞劫后余生，又做过心脏搭桥大手术，但他全然不顾自己是重病之人。母亲失眠由来已久，每天借助药物方能入睡，药力未过时全身绵软，其沉重可想而知，年迈的父亲居然能将母亲背起，岂不奇哉！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一首歌谣：“一对老头老太太，他们两人上北海；老头背着老太太，摔了跟头起不来。”

　　这一幕动人的情景，刚好与父亲为纪念结婚30周年(结婚日为1938年1月11日)所写的一首诗中的“白发相偕愿已足，荒山野岭共销磨”互为印证。

　　最慈爱的父亲

　　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据母亲说，我出生后，她问父亲给我取什么名，父亲拿过一本字典，闭上眼睛任意一翻，又在那一页上任意一指，然后睁眼看到了平日少见的“笃”字，于是父亲说：“就叫笃笃！”这名字我一直用至考大学。用比较生僻的字取名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因其通俗上口而容易被老师提问。

　　父亲幽默诙谐开朗的性格，我觉得在与我相处时发挥得最淋漓尽致。他曾给我取绰号“小狗”。他说，因为你属狗，有许多“狗性”。其实我明白，他喜欢狗，养狗、玩狗是他业余最大的乐趣。他给我取“小狗”是昵称，是对我的真心实意的爱。为此，我很高兴。我初中时学的是俄语。一天，我在家练习“P”的发音时，脑后的两把短短小刷子随着“P”“P”一翘一翘，父亲说这非常像小狗的两只耳朵。从此，我这“小狗”的名字就叫开了。

　　父亲肥硕、大腹便便，睡房又在阳光充足的楼上，他登楼梯略显困难，每次登楼前都大叫：“小狗！”(意即：快来呀，我要上楼了)然后转身面向楼梯，将左手搭在楼梯扶手上。我听到喊声会马上站到父亲身后，把双手置于父亲后腰部位用力向上推。我知道，父亲并非真的困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借机享受女儿的爱，也享受对女儿深爱的快乐。

　　父亲对我的学业很严肃认真，但这种严肃认真常以并不严肃认真表现出来。

　　1965年夏，我把报考大学的“志愿表”带回家。我爱好文学，从小学到高中，在作文、语文、外语课堂上常受表扬，我总是神采飞扬，充满自信；在数学、物理、化学课堂上，我则判若两人。我那时最崇拜白衣战士，觉得白大褂、手术刀又潇洒又神秘，故在“志愿表”上填了“医学院”、“医科大学”等等，连一向喜爱的文学都暂且不顾了。父亲大逞“霸道”，撕了我的“志愿表”，又另外清一色地替我写上了一大串外语院校，如“北京大学东语系”、“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等等，真叫我傻了眼。父亲对我说：“学医是不错，有个女儿学医多方便！可学医太累，还要值夜班什么的，学外语可就轻松多了。对吧？”他说这话时不停地冲我眨眼睛，我一时不知他的真意。后来，我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录取通知，专业是日语。父亲知道后，哈哈大笑，说：“这就对了！这倒不是由于我出生在日本，希望女儿精通日语，而是因为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需要有人做工作，我希望有个女儿接班。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困难不少，比医生值夜班也许更累。”“噢——！”我明白了。我就这样别无选择地学了日语。

　　记得我第一次从北大回家，虽懂日语却因久不使用而淡忘了的祖母笑呵呵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惟一记得的日语：“你吃早饭了吗？”可惜我那时还听不懂这么长的句子，一个劲地摇头傻笑。见到父亲后，我十分得意地说了一句日语：“这是爸爸，那是妈妈。”谁知父亲听后，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好不开心。原来，我把日语中用于物品的代词“这”错用于人，这句话就成了：“这(东西)是爸爸，那(东西)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