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海外关系有害”论

　　上世纪60年代，“海外关系”是一个谈虎色变的名词，谁沾上它就有被打入另册的可能。谁沾上“海外关系”，升学、就职，甚至婚姻都要受到影响。可廖承志认为，这个说法没经过分析，是主观主义的东西，是有害的。而且要说“海外关系”，他最严重，美国过去帮蒋介石训练空军打我们的航空队长陈纳德，如果陈纳德看见他，恐怕要叫他舅舅，因为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是他的外甥女，他在香港的亲戚算起来恐怕有400多人。

　　在当时，没有胆没有识，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是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的。但廖承志不止一次地批驳“海外关系有害”的说法，而且还抱着这个“海外关系”进行国际活动和民间沟通，协调和改善各方面关系，特别是中日两国间的交流活动。由于长时间在日本生活、学习，廖承志不仅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而且练就了一口地道的日本话，这就使他在日本民间极具亲和力。他以“交朋友”的方式，做了真正的中日“民间大使”，多次亲自接待二战后来华的日本友人，并于1973年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代表团。

　　带病坚持参加中日谈判

　　1978年10月，再次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特意交待外交部：此次访日，一定要带上廖承志这个“日本通”。出访前，廖承志就有关问题与日方驻华机构进行多轮谈判。廖承志陪同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两国政府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签字仪式，多年的努力终见成果。

　　当时，年已7旬的廖承志心脏不是很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时，周恩来曾劝他不必参加每次谈判，但他一知道消息，哪怕服过安眠药也要马上爬起，坚持参加完谈判的全过程。

　　1980年5月廖承志的病情加重，妻子经普椿陪他去美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廖承志的体重明显下降，但他很乐观，有时一天会见7、8批来自日本和我国台湾、港澳等地的客人，深夜还常常阅读报纸、签署文件。妻子和许多朋友都劝他注意休息，他都一笑了之。他以忘我的精神与病魔整整抗争了3年。

　　1983年6月6日，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廖承志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带病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他让工作人员用轮椅把他推上主席台，坚持听完政府工作报告。6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廖承志与世长辞……(谢超平 何焕昌 胡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