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经济学领域“淘金”

　　如果说出国学习让梁琦彻底完成了从数学到经济学的转型，那么攻读博士学位则使她确立了研究方向，并让梁琦成为勇立潮头、跟踪国际前沿的开拓者，成为较早将空间经济学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佼佼者。有人总结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有过两次浪潮：第一次是西方经济学，第二次是制度经济学，而空间经济学将成为第三次浪潮。

　　梁琦接触“空间经济学”是从她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的。论文前的开题报告一度让梁琦一筹莫展。那几个月里，平时忙于教学、上课的梁琦一到双休日就去书店逛，为的是寻找灵感。学国际经济学的她对于国际经济学大家的新论自然格外关注，保罗·克鲁格曼的两本小册子《地理与贸易》和《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让她眼前一亮。再读到甘道尔夫的教材《国际经济学》时，她几乎兴奋起来。在她看来，一本优秀教材不仅要求全面性和系统性，还要求新颖性，对成熟的知识要全面系统地介绍，对新的知识要尽可能地介绍。而在这本教材中，“增补”的一章“全球化与经济地理学”却只有薄薄的两页，完全不像其它章节写的那样成熟和饱满。梁琦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新的方向，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她顿时豁然开朗，决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产业与地理的角度去研究国际经济贸易。从2002年6月1日开题起，梁琦或精读或泛读地看完100多篇英文文献，并用半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产业集聚论》，获准提前毕业。在那半年间，梁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连原本让人称羡的好眼睛也不得不配上了一副近视眼镜。

　　梁琦特别提到对导师刘厚俊教授的感激之情。当年，国内还没有“空间经济”一说，导师却对她的选题充分肯定并大力支持。最初她整理了一篇《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向某刊物投稿，结果被拒，梁琦有些沮丧，导师立即给予鼓励，并举例说：“当年奥林的博士论文好长时间得不到承认，7年后才得以出版，可是后来，他正因为这部博士论文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她决定不再为发文章而发文章，而是潜心做自己的研究。

　　梁琦的敏锐与创新为她迎来了一片光明的空间：学术专著《产业集聚论》自200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连续印刷3次，发行量超万册，出版后两年就被引用数百次，是该领域引用最多的书目之一；她也连续两届获得中国国际经贸领域最高学术研究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不论是著作奖还是论文奖，两次都是排名第一；经济学大门类下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她的论文是2006年经济学惟一的一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经济学大门类只有一篇，这也是惟一的一次。

　　梁琦的《产业集聚论》一上书架，立即引起圈内人士的注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闻洁工作室此时正在为一本大作寻找合适的翻译而焦头烂额，遍寻中国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只因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又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数学内容。而这时离向国外出版社购买的版权期限只剩半年多时间了。当有人说起南京大学教授最近写了一本新书，闻洁女士辗转找到梁琦，细细诉说寻找译者的种种艰难和曲折，再三恳请她帮忙。于是，她盛情难却、万难推辞地应允下来。这本书就是世界上第一本以《空间经济学》命名、由世界享有盛名的主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写作的名著。

　　对于中国的博士生来说，读懂此书有一定的难度。为此，梁琦专门写了2万多字的“译者序”做了通俗易懂的简介，为的是让读者不要一翻书就被一大堆数学公式吓倒。她不仅仅是翻译原文，而且对原版中的每个错误都仔细挑出，重新计算，一一纠正。让梁琦感到欣慰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读者对她的《空间经济学》的翻译表示过不满，而她对于“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让她声名远播。

　　2006年7月，《光明日报》理论周刊以醒目标题并加以编者按，隆重推出梁琦的文章《空间经济学：多学科的融合与创新》。2007年1月，该文入选2006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2008年10月13日晚，梁琦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同行朋友的手机短信，在第一时间向她通告一个好消息：克鲁格曼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天，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特邀她著文介绍克鲁格曼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