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0年时间，生活在华沙的胡佩方，基本没机会讲母语，只能看中文书感受中华文化。那段时间，光《红楼梦》她就看了30遍。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波兰关系缓和，胡佩方终于可以说汉语了，发现自己“很多话都想不起来了，一开口竟然是书面语言”。

　　77岁的波兰华人女作家胡佩方，回望自己的经历感叹：“像我这样渺小的人，也还是要受到大气候的影响。”

　　1955年，胡佩方嫁给自己的波兰籍同学来到华沙。自小爱好文学的她，最初在华沙大学教汉语，后来到广播电台、杂志社做编辑。胡佩方说，严格意义上讲，直到50多岁，她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

　　“在我最好的年龄，我却不能写中国的东西。波兰那时的大气候，决定了有关中国的都是反华的，我一个字都没写过，宁可去写非洲那些我不熟悉的事情。”

　　在波兰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波兰语，胡佩方读了大量的波兰书，可以熟练地用波兰语写作。不过，胡佩方写的全是中国的事情。

　　“这是我有意的选择，因为我有一种使命感，希望让波兰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文学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可以自由讲述中国的时候，胡佩方做了一件此生最困难的事情——与两位波兰人合作，把《金瓶梅》译成波兰文。“我很欣赏《金瓶梅》。这是中国第一部描述社会各阶层百态的创作小说，下至走卒，上至皇帝，这一点，连欧洲的《十日谈》也比不了。”

　　要把这部以明朝俚语、山东土话讲述的宋朝故事，译成完全不同文化的波兰语谈何容易！“我的两位合作者，只有一位略懂中文，通常是我先翻成波兰语，他们再帮我修改，而后我再修改。既要波兰人看得懂，还不能脱离小说原味。这样反反复复，逐字逐句差不多共改了5遍。”

　　“我希望每个字都可以站住推不倒。”胡佩方坦言，“在一些方面，波兰同事赶不上我，比如中国人的勤奋，还有说话负责。”

　　《金瓶梅》先是在杂志上连载，两年之后，50多岁的胡佩方决定提前退休，全心投入自己喜爱的翻译写作。“译《金瓶梅》共用了我8年时间，这8年里，我没有休息过一天。”

　　波兰语《金瓶梅》终于在1994年出版了，书的销路说明了读者反响。这本书多次再版，甚至3个月内再版两次。

　　2003年，胡佩方撰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发展历史、风土人情及现代变迁的《中国文化国粹》出版了。最近，胡佩方刚完成了一部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去年回中国，在青海和甘肃敦煌，体验生活，收集资料，准备再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书。

　　很难想象这紧凑的时间表出自一位古稀老人。胡佩方说，“作家一生有两次死亡，一次是身体的，一次是创作的。最幸福的就是两次死亡接近重合。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大脑一片空白，所以就尽量赶时间。”

　　波兰人会对遥远中国的旧事甚至历史感兴趣吗？胡佩方的回答耐人寻味：一个犹太人派推销员去非洲销售鞋，推销员说非洲人不穿鞋。犹太人说：所以我才派你去啊。“国内像我这样的人千千万万，但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波兰却是一个空白。我就是那个推销员，斗胆要来填补这个空白。”

　　“这虽然很难，但人的生命本来没什么意义，如果你给世界加上一点什么，哪怕是一砖一瓦，也证明你没有白来人世一趟。”

　　据说，在波兰，胡佩方有几百万的读者。有人读了她的书，成了中国迷。35岁的马莱克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到中国留学，娶了中国姑娘，如今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有一次，我到外地去开会，问在场的人，是我的读者请举手，结果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因为他太年轻了。”说到这个插曲，胡佩方笑容满面。

　　不喝牛奶、不爱吃西餐的胡佩方早已融入了波兰主流社会。“华人不是只有被同化，才能融入当地社会，而是要自尊自重自爱。虽然我没权也没钱，但也从没有自卑感，从没感觉到因为我是黄皮肤而受到歧视。”

　　“只要你不偷税漏税，人家不会歧视你。以前的老华侨在波兰表现很好，我很希望我的同胞、华人华侨能够自尊自爱，我们谁都没有权利给中国丢脸。”早已加入波兰籍的胡佩方，依然怀着一颗中国荣辱心。(王苏宁 苏银成 孙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