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中国制造”说了一年“不”字的家庭的经济学实验，使中国读者认识了萨拉·邦焦尔尼。这位40岁上下的美国主妇曾经是资深的商业记者，获得过美国商业编辑和作者协会的最佳商业报道奖。

　　2004年的圣诞节，萨拉蓦然发现，家里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竟然有25件。环顾四周，处处贴有“中国制造”的标签。十年来，萨拉习惯于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报道国际贸易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并以此见长，现在她却发现，数据表上那个相隔7000英里的国度已悄然“占领着”自己的家。出于好奇，萨拉想看看像她这样的普通美国家庭是否真的需要中国。2005年元旦她和她的家庭开始了历时一年整的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没想到，这一决定彻底打乱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萨拉也开始对“中国制造”有了新认识。

　　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带进了全球分工的时代，许多消费品是由多国共同作业的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环。于是，如何界定“中国制造”成了萨拉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她把商品是否有“中国制造”的标签作为标准，并把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辨识标签上。

　　离开“中国制造”，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言，意味着失去绝大部分物美价廉的玩具、五金、鞋子和太阳镜，甚至连生日蜡烛都成了问题。同时，“中国制造”还在不知不觉中从低端产品走向了高档领域。存心挑刺的萨拉在中国产的高档成衣面前“很想责备自己竟然如此享受，但终没能完成(挑出毛病的)艰巨任务”。

　　一年下来，全家人筋疲力尽。2006年元旦的曙光宣告着“禁令”的终结。2005年12月，萨拉把这段经历发表在《基督科学箴言报》上。2007年6月，同名著作《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真实生活历险》在美国出版，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时正值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敏感时期。一方面，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在全球引起注意，从宠物饲料迅速扩展到海产品、药品、牙膏、玩具等。一时间，“中国制造”在一些人心中如同洪水猛兽。另一方面，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加大，在1141亿美元的差异中，从2007年5月下旬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华盛顿先后迎来了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尽管萨拉在书里书外一再强调，她并非针对中国，“对中国既无敌意，也无意识形态之争，目的只是单纯地想让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同国际贸易体系的紧密联系”，但还是阻挡不了美国人对于“中国制造”的热烈讨论。一边是担心中国制造业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一边则难舍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一位美国教授道出了美国人的普遍想法——“对于中国，我们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萨拉不是专家，也非学者。当她最初决定尝试摆脱中国产品的时候，她肯定没有想到，日益细化的全球分工早已把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从中剔除掉某一个元素；当她像大部分美国民众一样，抱怨中国的竞争“让200万美国人失业”，“美中贸易逆差连创纪录”时，她也不会知道，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实际上抢的是美国工厂里大机器的“饭碗”，“顺差在中国，利润在欧美”，每个售价20美元的芭比娃娃只有约35美分留在中国；当她在书里阐述廉价劳动力、低估人民币和政府补助让“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日用品的头号生产地”时，她也绝对不会预料到：实验过后不到两年，在中国，人民币升值效应开始兑现，劳动力成本优势后续乏力，对于环境和劳工权益的保护法规也在逐步落实，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但是，在中美贸易纷争不断的2007年，萨拉在媒体上不断呼吁，反对抵制中国产品，因为切身经历告诉她“没有‘中国制造’，你可以活下去，但会活得越来越艰难和昂贵”。

　　现实中的萨拉一头金发，身材高挑，“活脱脱是个美国人”。谁承想，300年前，萨拉的祖先竟是位张姓中国人。孩提时，萨拉的头上偶尔会冒出黑头发，她的女儿亦如是。她的弟弟穿越了亚洲，她的祖母是单眼皮，她的母亲曾大吃北京烤鸭，最爱红色的母亲解释道，“这是‘天性’”。而萨拉同中国的联系也不止于生活和血缘。2005年，萨拉成了自由撰稿人后，不断在《上海日报》上发表文章。而她的书在美国出版不到半年，中译本就在中国发行，并引起中国媒体的极大兴趣。

　　对萨拉来说，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太难了”。而对国人而言，离开“美国制造”也非易事。其实，不管是“中国制造”还是“美国制造”，大家都是“全球制造”中的一个元素罢了。(王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