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重组加速以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是其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和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它比廉价劳动力和人民币汇率低估重要得多。英国《金融时报》3月3日就此刊发一篇题为《飞轮经济》的文章説，就广度和强度而言，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最近在《中国经济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经济评议会的彼得·博特利耶和盖尔·福斯勒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制造业生产率快速提高、利润增加和投资增加的自我持续“飞轮”驱动的。因为这些因素在相互促进，中国的经济飞轮不太可能在近期放慢速度。因此，这一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外部不均衡在得到改善之前很可能进一步加重。

　　虽然产出不断增长，在1995年至2003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1800万，至少是同期内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的6倍。

　　在这段时期内，整个经济的就业人数并未减少多少，因为经济的其他部门--譬如说建筑业、通信业和其他服务业--吸收了大多数被制造业拒之门外的劳动力。从2004年开始，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再度开始增加，但非常缓慢。

　　当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大规模重组时，一开始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精简冗余劳动力来实现的。但后来，技术、管理和员工素质的提高，加上后勤成本的降低，成为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更重要的因素。

　　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一般要高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工业总产出中的比例快速增长也加速了平均生产率的提高。但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提高技术加上相对较低的资本成本，常常被视为企业获得生存的唯一出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国内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据经济评议会估计，在1995年至2003年期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达到20.4%——以国际标准来看增速非常惊人。这个数字与北京大学中方研究人员通过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同一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至2004年期间的年增长率为7.3%)也远高于美国(2.4%)、欧盟15国(1.4%)、日本(2%)和印度(3.9%)。

　　生产率趋势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以及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为何会急剧增加。贸易顺差的增加几乎完全要归咎于生产率最高的私营和外国投资企业。生产率较低的国营部门一直处于贸易逆差扩大的状态。

　　企业利润增加的趋势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比生产率开始提高的时间要迟几年——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制造业企业能够做到：在2000年后每年增加10%至15%的实际工资，同时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保持或降低出口价格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至少在2006年以前是如此，此后很多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开始上涨)；增加利润。

　　在这些成就背后，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解释。其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经济“飞轮”在没有引起多大通货膨胀摩擦的情况下高速转动。

　　这些因素包括：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来自国外的需求增加；从2002年开始日本和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从1998年开始的住宅私有化过程为经济注入大量现金；企业通过上市筹集投资资本；基础设施的改进大大降低了后勤成本。

　　汇率对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有帮助吗？诚然，在经济大规模重组时期，它至少为失业提供了一些保护。但人民币汇率直到2003年或2004年才被低估，而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