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辈子生了我们10个兄弟姐妹，10个孩子就像是她的10个手指头一样，个个都连着她的心。当我们各自成家立业后，母亲一会儿跟着这个过，一会儿跟着那个过，有时在印尼，有时到国内，有时又去香港，直到她97岁的那年，她说要回印尼，我们知道她是在想早已过世的父亲……
全家人过着清贫的日子
我的祖籍是福建平潭县，父亲在有5个孩子后，才跟着别人去了印尼，在一个名叫巴鲁(PALU)的小镇落脚，随后很快就将母亲以及5个孩子接到了巴鲁。父亲只是个农民，除了种地，其他什么都不会，做生意还是到了巴鲁后才开始学。没有本钱、没有经验的他，只能挑着小商品到农村去贩卖。生意做了一段后，感觉做不好，于是就离开巴鲁到一个叫巴罗罗的地方种田，但种的是一些咖啡、地瓜、蔬菜之类的东西，两年后又觉得不适合在巴罗罗当农民不顺手，就回到了巴鲁，在家里做起了铁匠，同时也兼作糕饼糖果。巴鲁镇很小，全镇只有一条街道，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房子，整条街只有几座房屋是两层楼的，沿街房子大都是华人开的商店，而商店里卖的东西一般都是各家自己做的东西。我家临街的房间也是商店，而卖的东西，除了父亲打的一些铁具，还有的就是他做的甜饼和糖果。虽然也是一间铺面，但生意非常清淡，每天的收入大概仅够吃饭。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但还是一天天的过，全家人觉得这也许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因为在那种环境下生活，大家只满足过好每一天，从没有奢望更多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但这并没有让她成为生活的累赘，所有女人该做的事她都做，不仅如此，那些该男人做的重活她也做。记得父亲打铁时，母亲一样跟着抡铁锤，由于父亲一手要用钳子夹着烧红的铁块，另一手只能抡小锤，而小锤打铁的力量有限，这样抡大锤的活儿只能由母亲来做了。那时我还很小，不太懂事，看到母亲在打铁的时候，就坐在远处观看，看着父亲和母亲一起打铁，你一锤我一锤，叮咚叮咚的打铁声格外的响亮，每次铁锤的敲打，烧红的铁块都会溅出星星点点的火花，那也许是当时我听到的最动听的音乐。家里的收入尽管很微薄，但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时，父母都让我们上学去。作为孩子，我们心里都懂得那些学费的份量，所以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要学好功课，要对得起那来之不易的学费，对得起辛苦操劳的父母。上学读书是我最早体会到快乐的事情，在那儿不仅能学会读书识字，还能和同学一起玩，虽然巴鲁中华学校很小，但那时却觉得很大很宽，很多快乐都来自这个学校。到了二年级时，日本占领了印尼，连小镇都插上了太阳旗，这时我们家逃难到很远的农村开荒种地，那长达一年多的日子，全家人吃的都是自己种的东西，尽管我们以前就过着穷日子，但那段日子更艰难。
我最想做的事是读书
日本人投降后，小镇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回到巴鲁后，我又到学校读书，这时在家住的人又少了几个，大姐、二姐和三姐都陆续出嫁，几个哥哥也成家分出去。虽然吃饭的人少了，但以前她们做的家务事自然就由我来做，早晨我要喂猪后才能去上学，放学后要帮母亲缝衣服，交给父亲到市场上卖。逃难回来后，父亲就不再打铁了，可能是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重的体力活都不适合他做，他只能到市场上摆摊卖东西。父亲的小摊什么都卖，但卖的最多还是母亲做的衣服，这些衣服是为当地人做的，做当地人的衣服比较简单，一般人稍微学一下就会。不久，父亲病发逝世，全家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里，这时我小学正好毕业，几次想跟母亲提出上中学的事，但都不敢提。母亲其实知道我的想法，她知道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为了能读书，我宁可做任何的家务事，为了读好书，我比同龄人少玩了很多，每天回家除了做家务外就是读书。但她还是认为女孩读书没有用，她劝我不要再读书了，能读到小学就可以了，女孩子最终是要在家里相夫教子。我也知道母亲即使答应我读书，也拿不出学费，于是我将我要读书的事告诉了三哥。那时三哥已结婚成家，没和我们住在一起，虽然他在做生意，但生活也是很拮据，一听说我的事情，他二话没说，答应出学费供我读完中学。
在初中时我有了自己的理想
巴鲁只有小学，要读中学就必须到望加锡，那时望加锡是苏拉威西省的首府，比巴鲁大了许多，但这个中学仅仅只有初中，初中毕业后的人要读高中，就得到泗水去。巴鲁和望加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尤其这里的华侨社团很活跃，它们大致可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新中国的，另一种则是反对新中国的，而拥护新中国的人多于对立派，在这些拥护新中国的人中间，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新中国的每一件事，因为他们觉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的华侨才真正地被人看得起，他们把新中国当作自己的母亲。我在一位热血青年的介绍下，加入了新青年学习会，在那里我也和别人一样，成为了一名爱国积极分子，同时把回国建设祖国当作一个崇高的理想来实现。
母亲最终回到父亲身边
1953年，我和100多名同学一道，踏上了回国的轮船，我知道母亲不能来送我，但我很希望她能和其他欢送人一起，看到轮船离开码头的那一刻。我是家里第一个离开印尼的孩子，那时还没体会到这种“离开”对母亲意味着是什么。回国后我还写信动员两个妹妹也回国读书。当两个妹妹回国后，母亲身边已经没有孩子要她抚养了，虽然她搬到大姐家住，但她却思念不在身边的孩子们，尤其思念远在中国的孩子们。母亲没有文化，我写给她的信都是通过姐姐告诉她，她要告诉我的事也只有通过姐姐写信来，而且在信里总是那些安慰的话，从她的话语中，我感觉到她很想念我。
终于有一天，母亲从印尼来到了中国，她和我住在一起，在此之前，她在印尼分别在几个姐姐哥哥那儿住过，但回国和我住了一段后又开始想念她在印尼的孩子。那时，中国和印尼没有建交，母亲无法直接回印尼，期间曾想从香港转回到印尼，但最终无法实现回印尼愿望，无奈之下只能回到福州，但想回印尼的那种渴望与日俱增，并且成了她无法治愈的心病。
1989那年，97岁的母亲无疾而终，大家都知道她临终时的要求——她要回到印尼巴鲁，和父亲葬在一起，这是让人心颤的祈求，我们答应了她的心愿。
终于有一天，我将母亲的骨灰送到深圳，香港的姐姐来深圳接走骨灰回香港，哥哥从印尼飞到香港把母亲的骨灰捧到了巴鲁，然后将母亲骨灰安放在父亲的身旁……
1993年，时隔40年后，我回到了巴鲁，沿着那条老街道慢慢地走着，眼前所有的东西都能打动我，而奇怪的是，走在这条街上时，却处处能看到母亲的身影，看到她在街上走路的样子，看到她卖东西的样子，看到她做事情的样子。
我想我之所以会这样，只是这个小镇和母亲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林琼，原名林珠娘，女，印尼归侨，现年7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市电子局。(林琼/口述 林小宇/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