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董敬民

    “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岁月，积毁高城垒。”苏门第子陈师道曾用这样一首诗概括苏东坡一生。但是我认为，概括苏公一生最简练的，莫过于传说中一相士对他的谶语：“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

　　苏东坡很小的时候，就以才华横溢著称：10岁就写出了传世名篇《黠鼠赋》。21岁时，苏东坡参加殿试，主考官欧阳修看了他的考卷，“竟喜极汗下”，并连声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少年才俊，在北宋政坛上却命运多舛，多次遭贬官放逐，后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终被远放海南儋州。直到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之后就病逝了。

　　夜读东坡传记，笔者发现，东坡的命运多舛，是他的性格因素与封建官场潜规则的格格不入分不开的。

　　首先，东坡从政不改文人秉性，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明朝奸相严嵩曾有诗曰：“古来诗人难做官，皆因狂气胸中来；李杜文章光焰长，一个布衣半个官。”严蒿虽被后人评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奸佞之徒，但他的这首诗却道出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残酷事实，即：文人不适合于官场。

　　为什么文人不适合封建社会的官场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中儒家学派的毒太深，动不动就以天下为己任，太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统治者的方针政策评头论足。因此也就常常得罪人而不自知，在关键时刻栽跟头。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东坡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在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中，东坡发了几句牢骚：“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由于“新进”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结果，苏东坡在大牢里呆了100多天，差点掉了脑袋。而他写的诗词自此也被列为禁书，禁止刊行。

　　在封建时代，文人要是真想从政，就要收起自己的笔墨纸砚，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否则，像苏东坡这样遭贬外放的遭遇还算是好的，要是遇上文字狱盛行的清代，被砍头抄家也不足为奇。

　　其次，苏东坡缺少政治家风范，太过关注细节。

　　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政治家在大处着眼，忽略细节；文人往往从小处着眼，却看不到主流。苏东坡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东坡多次上书，批评变法政策中的失误，让王安石大为光火；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东坡依然多次撰文，批评司马光的做法良莠并除，太过急躁，也让司马光对他心存芥蒂。

　　其实，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存在利弊，关键是要看主流。东坡最大的失误在于，他太过于关注细节。加之自身的名气太大，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破坏力甚巨，因此，他的文章也就自然不为当权者所喜。

　　封建社会的官场上都是不乏走狗的。这些走狗们，为人处世唯利是瞻，没有任何的道德可言。上级的一个眼神，就有可能让他们随时冲出来咬人。苏东坡不为当权者所喜，自然也就有人想通过整治他而向上级献媚。在这种环境下，乌台诗案的发生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再次，东坡心直口快，得罪人而不自知。苏东坡的政论文里，时常论及“慎思”与“公正”为贤臣之所必备，新旧两党经常利用其观点相互攻击，结果使他两头都得罪了。而且尤其致命的是，苏东坡在一时冲动下得罪了李定。李定是王安石改革初期安插在御史台的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旧党翻出了陈年老账，说李定不为母亲守丧，属于典型的不孝。在重视伦理孝道的封建朝代，这无疑是要了李定的命。其实，李定幼年，其母就改嫁他人了，李定连自己的生母都不知道是谁，又怎么能为其守孝呢？东坡没有经过认真调查，在道听途说的情况下，就慨然命笔，写了一篇《讨不孝子檄》，让李定成为众人笑柄，无颜出门。在乌台诗案中，东坡被李定死整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最后，东坡缺少察人之明。被贬至杭州后，科学家沈括奉命巡察地方工作，临走前，皇帝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要“善遇苏轼”。沈括和东坡见面一阵推杯换盏后，就向东坡索要他最近的诗文。落难之中，还有人如此欣赏自己，东坡大有知己之感，很高兴地写了不少送给沈括。可是，沈括一拿回去就在其诗文中用朱笔一一评点，密呈就职御史台的李定，说东坡诗文多“讪谤朝廷”。后来，苏东坡因为诗案下大牢，据说沈括就是第一个朝他放暗箭的人。

　　性格即命运。就东坡的经历而言，此言并不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