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汤念祺

    另一方面，蒋介石越到后来越感觉，他与戴笠脾气、性格、气质颇为相近，说话办事极易投机。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由于两人都曾出身于江湖，“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意也。戴笠在军统一贯是家长式作风，动辄打骂训斥，甚至关押枪杀，根本不讲任何道理，也毫无体恤怜悯之心。西安事变后，戴笠为推脱责任做给蒋介石看，将部下王新衡关押，王莫名其妙。待放出时，只因王问戴何故？戴笠拍桌大骂，又将王继续关起来。笔者曾听沈醉先生生前谈起：某次为一点小事，将沈醉等三名少将处长宣布各判二年徒刑，待宣布之后戴忽然想到，三个处的工作无法开展，但他又不肯认错，又宣布缓期执行，由三个处里各挑一名科级干部顶替。以致沈醉曾在日记里大发怨言，认为戴笠的喜怒无常、苛刻严酷简直是登峰造极，让人无法适从。当然，戴笠还有一套拢络手段，处罪之后，只要表现好、工作卖力，还会升官。因为如此，戴笠也正好适应蒋介石驾驭特务的那一套办法。蒋介石对政界、军界有资格的人物，表面上还尊重。但对于特务，完全是对家奴式的统治驾驭方法(特务们见蒋介石，他是连坐也不让的，沈醉几次见蒋介石，根本不让坐下)。蒋介石对戴笠一有不合，非骂即打，甚至煽耳光，令其下跪，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发泄怒气。戴笠对蒋介石有时也会直言抗争，甚至下跪哭泣，蒋虽表面斥为“无耻”，内心还是感到舒服的。

　　但蒋介石对徐恩曾就不可能这样，起码是不能随心所欲。徐恩曾也不会承受这种家奴式的统治驾驭办法。其实徐恩曾未尝不知道，蒋介石只有对极亲信的人才会行打骂之术，这是他驾驭之术的一种表现手段。黄埔系少壮派军官往往能以换校长“耳光”为荣。有一次，蒋介石到某地视察，因为小事忽然当众对亲信陈希曾骂斥，还狠狠踢了一脚。众人或以为耻，但陈希曾却极欣欣然。这种家长打孩子的办法，徐恩曾并不太欣赏。

　　徐恩曾平常对部下与戴笠截然不同。他多少知道尊重特务们的人格，也很少发脾气骂人。尤其对中共叛徒加入中统者，并不侮辱轻视，表面很“谦和”。这对戴笠对加入军统的“叛徒”“动辄羞辱”形成鲜明对比。又比如徐恩曾对特务训斥，也往往讲道理，并不用凶狠打骂的办法。徐恩曾本人好色腐化，部下交加仿效，有一次甚至闹出血案。徐召集开会，特务们以为要加以处分，不料徐恩曾只是说：“你们不学我的长处，却光学我的短处！”所以，中统特务们都称赞面孔白皙、温文尔雅、戴着眼镜的徐恩曾为“忠厚长者”。

　　戴笠则不同，表面就长得浓眉大眼，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发起脾气更是吓人。很多特务一见“戴老板”就会发抖。戴笠自己什么都可以胡来，好色奢侈，但绝不许部下胡搞。象徐恩曾部下因为女人发生血案，要是碰上戴笠，轻则打骂处分，重了就会关进监牢里去了。所以，戴笠对蒋介石的效忠，是不讲任何条件。而徐恩曾对蒋介石的忠诚，则有场合之分。政治上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但其它方面则多少保持独立性和人格，不会完全丧失自己的个性。如他娶中共叛徒费侠为妻与蒋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而，蒋介石对徐恩曾就不象对戴笠，不仅不能让其下跪，也不能打，也不能用脏话骂人。最多只是驯斥，“腐败无能”之类的话可能是蒋介石训斥徐恩曾最重要的字眼了。

　　蒋介石驾驭特务，不仅政治上抓紧，生活上也要管。戴笠与电影名星胡蝶相好，欲要成婚。只因宋美龄看不上眼，蒋介石才表示意见，戴笠虽然有想法，但表面并不顶撞。而蒋介石干预徐思曾的婚事，却受到徐的不屈服和反抗。蒋介石认为徐恩曾要娶的费侠，原为中共叛徒，蒋对徐说：“受共产主义毒害很深，且能说会道，你不要看简单了”，且再三质问徐恩曾：“你管得了吗？”徐恩曾在此之前顶过陈氏兄弟，这次也顶了蒋介石，再三坚决表示，宁可不做官，也要娶费侠！弄得蒋介石无可奈何，也很不愉快。由此蒋介石看出徐恩曾并不是完全可以驾驭的人。也由此看出，徐恩曾也不太适合做特务工作。尤其后来，徐恩曾不安心在中统组织工作，逐渐离心，开始“猎官”。尽管蒋介石再三交待，徐恩曾仍不肯悬崖勒马，更引起蒋的厌恶。徐恩曾后来当上中央委员，满面春风。而当蒋介石要介绍戴笠参加国民党，指名他当中央委员，戴笠却多次谢绝、谦让，蒋介石很诧异。因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追求。戴笠的解释是：“过去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戴笠自称)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他还一再向蒋介石阐明：“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一切唯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这惹得蒋介石大为感动，对戴笠愈加信任，也放松了对戴笠的监控。

　　徐恩曾因为“猎官”心切，所以引起蒋的大忌，因而一直没有放松对徐恩曾的注意和警惕，最终促使他下决心换掉徐恩曾，中统也不太为蒋介石所再信任。

　　蒋介石除认为戴笠政治上可靠外，经济也较放心。其实戴笠搞钱很有一套，他利用军统去搞走私、贩毒、印假钞(当然还有一个目的是扰乱日伪金融市场)、劫收日伪财产等等。但是，戴笠却并不完全供自己挥霍，他虽对部下苛刻、严酷，但却肯拿出大笔金钱定高工资，额外津贴、奖金、红包十分优厚，提倡晋升也快。特别注意关照生活，卖精力搞伙食，甚至经常抽时间下厨房，检查小特务们的伙食状况，或亲自跑到大食堂与普通特务们一起用餐。这些都吸引特务们不但不愿离开军统组织，反而更拼命工作，以求获得提职加薪、得到更多的津贴和奖金。

　　戴笠也很注意控制家属胡作非为，例如他的儿子原来当过县长，戴笠不久就让他去职回家。抗战期间，他的儿子组织自卫武装，戴笠闻讯立即让他解散。戴笠对其子管教很严，动不动就拿皮鞭抽打。这些恰与徐恩曾形成了强烈反差。

　　徐恩曾因不安心于中统，也就没有戴笠那样的想法，拼命利用条件搞钱，养军统。徐自己又很吝啬，处处在经济上算计中统特务们，又以搞“联谊会”名目从所有特务们的工资中扣发百分之十，以搞农场、商场为名，中饱私肥。他走到哪里，都让特务掏腰包请客，自己一毛不拔。这也导致中统内部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真正能干的人纷纷跳槽。也有很多人愤而向蒋介石、二陈告发。另外，徐恩曾对他老婆以他名义搞钱也不限制，直至闹出人命，最终导致蒋介石的大怒。

　　其实，公平来说，徐恩曾的个人生活享受，比起戴笠而言，简直有天壤之别。例如徐的公馆屈指可数，而戴的别墅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有。戴搞女人，不管是谁，部下的女工作人员任他践踏，有时还要把人关起来，直至连大特务们的妻子也强行染指。徐则很注意，几乎不在内部系统里乱搞。但偏偏徐恩曾的内外名声比戴笠更为臭名远扬。连蒋介石也很厌恶徐恩曾的劣迹，但偏偏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指责过戴笠。

　　其实，徐恩曾并非庸人，他自己工于心计、阴险狠毒并不亚于戴笠。熟知徐的中统特务们也对徐恩曾十分畏惧，并不认为他是真正的“忠厚长者”。因为戴笠虽然对部下打骂关押，但只要真有才干，将来还会重用。但徐恩曾的为人却并非如此，儒雅气质只是表面现象，一言不合，就会带来无穷后患。

　　所以，徐恩曾的失宠于蒋介石，很多方面是因小失大，蒋也觉得徐不如戴好驾驭。其实，蒋介石原先是很重视徐恩曾的，但戴笠很聪明，不断拼命攻击中统；另外，他也确有很多徐所不及的长处，相比之下，蒋介石最终选择了戴笠来掌握特工王国。而原来叱咤中统十五年之久的徐恩曾终于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而悄然退隐。

　　在军统由初期到全盛，戴笠逐渐登上舞台，开始导演一幕又一幕的血案。他越来越成为蒋介石得心应手驾驭的特工杀手。

　　蒋介石庆幸选得其人，为自己的统治加上了一道十分坚固的保险。

　　戴笠崛起

　　戴笠出任特务处长以后，工作异常勤奋，对蒋介石也极忠诚，蒋便更加着力培养他。由于复兴社特务处是秘密组织，不便公开捕人、杀人。1932年9月，又成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主持。第一处是党务调查处，即后来的中统，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由戴笠兼任，1934年邓文仪被免职，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一职也由戴笠兼任，原调查科内外勤特务全部并入特务处。这是军统的前身，也是由戴笠特务系统开始发家的一个重要台阶。

　　1938年3月，蒋介石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徐恩曾负全责。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则全部交由戴笠负责。本来蒋介石想直接任命他为局长，但戴笠在国民党的资历太浅(他甚至一直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还是后来由蒋下手谕亲自介绍认可的，也不如徐恩曾，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在黄埔系的级别也低(六期未毕业)；蒋介石怕大家不服气，经过考虑，最后只好任命他为副局长，但负全面责任。局长一直由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所以后来贺衷寒、钱大钧、林蔚等都兼过局长，但从来不过问军统的任何事情。军统由此在戴笠的主持下，发展越加壮大，不觉在业务成绩上超过中统，在人员编制、特务网络上也大大超过中统。军统局本部科室内勤人员就有1400多人，加上外勤特务达五万多人，国内各地均设有区、站、组及爆破、破坏、行动总队、大队等。军统局本部有自己的特务武装特务团；国外很多地方都有军统站、组和通讯点。军统有自己的各种训练班40多个，军统有自己的医院、印刷厂、图书馆(仅线装书即达十万册)监狱、汽车队、工厂及各种公司、银行。军统还有自己的特务武装——交警总队(即原来的救国军)，约有二十多个交警总队，约二十万人。并与美国合作，成立了中美合作所(这也是蒋介石斥责徐恩曾的一个原因，因徐恩曾与英国合作，终始未见成果)。军统还控制了军队，所有战区长官司令部里的第二处，都由军统控制，负责监视。部队的各级单位，都有军统特务担任情报处、组职务，海、陆、空三军的谍报参谋都由军统控制。全国各警察单位稽查部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军统。另外，诸如航空检查、交通检查、邮电检查、运输监察、兵工系统稽查、经济缉私、税警武装、肃奸(抗战时肃查汉奸)等布满全国各地的检查机关都由军统领导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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