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东乐村委会南明村右侧，有一座6层高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碉楼，叫文田楼。楼上南面悬挑上崩了一个大缺口，一截一米多长的混凝土柱子悬吊在楼顶横梁下，随风摇摆，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令人提心吊胆，然而，它已在那里摇摆了近60年了，还是老样子。

　　文田楼是旅菲律宾华侨周振卓于1921年独资建造的。承建师傅是本乡塘美村的“泥水苍”。整座碉楼选料上乘，用十三桁杉打密排桩，基础牢固。墙体是以“龙唛红毛泥”和进口钢筋混凝而成，坚固无比。

　　周振卓是个儒商，有文化。楼建成后，他拟了一副对联，刻在楼门口：文史堪娱，琴书自适；田园入望，禾黍同丰。这副对联寄托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可是，日寇侵华，战火漫天，他的美好愿望被严酷的现实破灭了。

　　1941年春，日本3艘军舰突然驶到台山广海，700多日军登陆。指挥官武吉大佐分兵两路，一路由松尾、西野等指挥几个中队奔袭台城；另一路由吉武、官泽指挥，由江门、新会前线经陈冲、牛湾而达水口、公益，采取“沿江突进”战略，以海陆军为主，空军作掩护，向西南进犯。3月5日上午，日军浅水舰一艘，橡皮艇六艘，载日伪军500多人，沿潭江向三埠进军。长沙警察所长关耀棠早已在两天前率领警察撤走。三埠守军广东省保安某团第三营和水警以及周灼等团队，由保安副司令梁岱率领，在长沙埠尾和新昌东河等处用重机枪迎击，激战两天，弹尽援绝，忍痛退出。长沙守军第三营排长罗寿南，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中弹身亡。守军们因寡不敌众，退至三江桥，但该桥已被军警拆毁，官兵们只得泅水过河，撤到安全地带。日军从开平东站、沙地等处登陆，下午2时，三埠失陷。

　　1942年，日伪军进攻波罗乡，寻找据点。当时“挺五”军司令周汉铃部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游击队，利用文田楼作制高点抗击日军。一次，一支为虎作伥的“华南军”(伪军)假借抗日救援，开到南明村，生火煮饭。刚吃过饭，他们突然掉转枪口，向碉楼开火，碉楼里的自卫队立即还击。早就埋伏在文田楼东南方稻田里的日军，枪炮齐发，用钢炮两次轰击文田楼，共发炮弹多枚。一次是从冲澄尤成楼发射，另一次从冲澄世文祖祠轰来，有一颗炮弹击中文田楼南面悬挑右角，墙体当即崩了一大块。

　　“华南军”开枪时，村民有的吓得连忙逃上后山的树林里躲藏起来，有一个叫周焕的村民慌不择路，躲进离文田楼20多米的一间厕所里，所以能够目睹这惊险的一幕。听到村巷后面落了一发炮弹，他连忙走出厕所，又听见楼顶一声巨响，灰尘飞扬，砖头碎石沙拉拉地从天而降。接下来，数枚炮弹在村里炸开了，文田楼又一次被击中，楼上一截支柱被炸断，吊在半空摇晃着，惊险万状。楼内的人急中生智，连忙用床板架在楼梯上快速滑下，打开楼门撤退。日伪军很快就占据了文田楼。

　　这次枪击中，有多名村民和两名游击队员被打死，村巷和墙壁都溅满鲜血，其状惨不忍睹。

　　日军在这里驻守了两年。游击队曾几次来偷袭，狠狠地打击敌人。

　　有一次，游击队又突袭文田楼的日军，打伤了两个日兵，日兵头子说村民为游击队通风报信，派两个日兵把周其焕、牛柱等到10余名村民赶到南昌村高馆祖祠内，堆放了稻草，然后关上大门。两个日兵，内外各一，把守着。里面的人叫嚷着要出去。里面那个日兵把一枚手榴弹放在桌面上，恫吓道：“再叫喊，炸了，炸了的。”外面那日兵点燃了稻草，浓烟吹进馆内，周焕想开门冲出去，被日兵一脚踢倒。日兵用穿着长筒皮靴的脚踩着周焕的胸口，威吓人们不要出去，可那浓烟滚滚而入，里面那位日兵被呛得连连咳嗽，受不了，推门而出，里面的人也趁机冲出，四散逃跑。两名日兵连忙追赶，眼见被关的村民逃进巷子便不见了。他们听见关门声就去烧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盘踞在文田楼里的日军随大队伍撤走。他们抢掠了大批财物，还抓走了10多名村民当挑夫，搬运抢来的东西，其中炳姆、超姆、文丹姆等人，一去不返，至今杳无音讯。文田楼壁的累累弹痕，还有楼顶上那半截悬空欲坠的柱子，见证了这一段令人难忘的血泪史。(冯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