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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周总理的外交思想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是一个爱结交朋友的人。以至于钱其琛有过这样的评价：“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除了怀念，似乎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他和他朋友的故事，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和延续？

　　待客要周到 礼宾无小事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天，下午5点以后，外交部礼宾司的同事们大都下班了。马保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响起熟悉的淮安口音：“我是周恩来呀！”

　　马保奉赶紧说：“总理您等一等，我把司长叫过来。”没想到周恩来却开门见山：“谁管明天卡翁达(时任赞比亚总统)访问的文艺晚会？”得知是马保奉负责后，总理立刻让他记下了新调整的晚会节目单。按照礼宾工作需要，还要送去翻译。

　　周总理的朋友们未必知道，这个大国总理接待朋友时竟是如此事必躬亲。

　　从1965年进入外交部礼宾司到2007年退休，马保奉大部分时间都在礼宾司工作，这使他对周总理的待客之道有很多切身的体会。

　　中苏关系不好时，在接待国宾的宴会讲话上时常批判“苏修”，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驻华使节往往会退席抗议。由于讲话一般安排在冷盘之后、上热菜之前，因此就出现了退席使节吃不上热菜的情况。周总理发现后，找礼宾司商量，把讲话时间改在吃完热菜之后，这样即使一些使节退席，也可以让他们吃好饭。

　　“周总理就是周到。”不管当时那些驻华使节是否领总理的情，但他的诚意却清晰可见。“今天我们的外交礼宾工作严谨、周到、细致的好作风，就是周恩来言传身教、手把手培养起来的。”对于这笔外交遗产，马保奉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温暖异乡客 历久更弥新

　　“我认为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离不开周恩来。”说这番话的，是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现任日中友好协会代理会长的佐藤嘉恭。虽然和周恩来只有一面之缘，而且前后不到2个小时，但用佐藤自己的话说，“那次见面至今还总在记忆里回转”。

　　1965年，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10周年，中日代表团“意外”相逢。

　　当时印尼方面特意为中日两团安排了非正式午餐会。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就给随团的佐藤留下“强烈印象”。“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日本代表团团长川岛正次说，‘我认为中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两国关系’。当时两国还未建交，所以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地说。他真的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

　　会餐结束后，周总理走过来和每位日本代表团的成员握手。“那是我和他唯一一次握手。”与周总理见面后的第30个年头，佐藤来到中国出任日本驻华大使。每次他和中国官员提起那次见面，“都感觉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今年已经74岁高龄的佐藤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和他同年代的很多日本外交官都很佩服周恩来。他希望两国都能珍惜相互的友好关系，踏踏实实解决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这也许才是对周恩来最好的怀念吧”。

　　外交大智慧 能管很多年

　　在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所写的《外交案例》一书中，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思想被当作了“外交大智慧”的案例。

　　“当时中国有三种选择，支持万隆会议但不参加；参加但以意识形态划线；参加会议而且力促会议成功。”吴建民说，中国选择了第三条。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思想，成为会议成功的关键。

　　“求同存异，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代表了历史的潮流，体现了人类进步的方向，了不起，所以是大智慧，不是雕虫小技，它能管很多年。”吴建民说，十七大报告里“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源于求同存异思想。

　　吴建民向《国际先驱导报》透露，外交学院将建“周恩来外交研究中心”。“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是为了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窦晨、郭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