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号邮船，西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游学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此时周氏家族家道中落，已无力支付周恩来赴法留学的费用，他留学的费用主要来自严修在南开大学设立的“范孙奖学金”。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所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被尊为南开“校父”，与张伯苓等人先后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周恩来则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从南开中学开始，周与严就有很多往来。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入南开后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经济上严修和张伯苓校长经常资助周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讲义，以补助膳食费。入学第二年，严修破例批准他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1917年，周恩来以平均89.72分的优异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严修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作他的乘龙快婿，此事传为一时佳话。后来周恩来彬彬有礼的拒绝了这门亲事，严修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重这位不图财富努力选择自己道路的年轻人，他一如既往的资助他，在严修的帮助下这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再入南开，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届文科学生。

　　周恩来人大学后，积极投身“五四”爱国革命运动，成为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1920年1月，他因领导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严修为了保护好这位被他誉为有“宰相之材”的年轻人，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这一年，严修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 ，选派南开大学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他们一致同意派周恩来出国留学。在南开校董事会上研究和征求部有关人员的意见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周恩来符合条件，同意派其出国留学。为了给周恩来创造更好的留学条件，严修还特意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推荐他去英国留学。这年借助“范孙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还有李福景。后来李福景之子李竞的回忆，周恩来1962年还提到此事，说他在法国的留学费用不是靠勤工俭学，而是“范孙奖学金”，正是“范孙奖学金”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到达欧洲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其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留学费用是交给周恩来支票，让他亲自带走外，以后的学费，都是严修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 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 27日“李琴湘来(李福景的父亲)，余将补助周恩来、李福景之学费，交伊持去”。为了感激严修对周恩来的资助，1922年春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严修在经济上的帮助，使周恩来免受饥馁之苦，也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去从事革命活动。

　　由于“范孙奖学金”的资助，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旅欧时的活动中心是巴黎，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及德国等地，从事革命考察和领导工作。在较为系统地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成为中共旅欧总支书记。由于周恩来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就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在中南海西华厅设便宴招待张伯苓校长，当时在场的张希陆(张伯苓的儿子)回忆，总理曾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吃饭时，端上一碗汤来。总理又深情地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周总理对严修老先生的资助始终未曾忘怀。（欧美同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