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昆曲等等，都不如京剧幸运；自乾隆55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北京城似乎对这项戏剧艺术情有独钟，慷慨地贴上自己的标签，将之命名为京剧(俗称京戏)。北京是一国之都，所谓京戏自然也就是“国戏”——正如若干年代后北京话被定为普通话一样。

　　徽班进京，走的是“上层路线”，从此京剧艺术便发扬光大、风靡全国，获得了惟我独尊的历史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本土戏剧艺术的重大代表(或曰“国粹”)，堪以和外来文化(譬如西方的歌剧、话剧乃至交响乐之类)抗衡。

　　徽班进京，最初赢得了游手好闲、附庸风雅的八旗子弟欢迎，于是有了“票房”、“票友”等特定的概念。这是京戏在清朝时得以“流行”的基础。正如《“批判”北京人》一书指出：“票友唱戏犹今之唱卡拉OK，自娱自乐也……最初是三五同好者凑在一起，拉起胡琴唱小段，既不带锣鼓场面，也不对外演出，纯粹自娱自乐。后来票友活动逐渐变到大场面上，开始唱整出的大戏，甚至粉墨登场，对外演出。”至于清末北京二黄(即京戏)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见夏仁虎《旧京琐记》)，那都是玩物丧志的结果，不能说是京戏误人子弟。

　　为了便于票友们的享乐，京戏有一部分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茶馆，但大多是清唱，这样的场所也叫清唱茶楼或茶社。和饮食文化接轨，既满足口腹之欲又兼顾声色之欢。若欣赏完整的正宗京剧，还得在设备完善的戏园子里，不仅音响效果、舞台效果好，而且氛围逼真，容易“入戏”。

　　可见京戏虽有娱乐消遣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个严肃的剧种，需要感情投入的(或曰参与意识)。京剧行业之所以又叫梨园，是很讲究诗情画意的——它终究追求在市声尘嚣中构筑一席超脱的净土、一方特立独行的世外桃源。人生是舞台，舞台上亦有人生——或人生的补偿。这就是它对现实所具备的诱惑力——难怪好此道者人称戏迷呢。

　　慈禧太后就是最著名的戏迷。颐和园内有一座雍容华贵的戏台，就是特意为她搭建的。戏楼子高三层，层层可作舞台，它建在一座层楼四合的宫殿的天井里。会享受的西太后只要在对面宫寝的楼上“雅座”，就可凭栏观望、一目了然。

　　平民化的戏园子大多在城南。譬如天桥一带有几个著名的戏园子，是那个时代的四大名旦常去表演的地方，当年也曾观众云集、掌声雷动。听戏时发出的赞赏，那叫喝彩。只是后来有一段时期，上演得更多的是所谓革命现代京剧(别称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以及《智取威虎山》之类。观众们的神态一律很严肃，不像是看戏，而是带着学习的心情。剧场也变成革命教育的课堂了。

　　后来我又骑车去城南走马观花，惊异地发现：许多曾经赫赫有名的旧式戏园子，居然进行了现代工艺的装修，改成电影院、录像厅甚至迪斯科舞厅了。

　　和现代盛行的影视艺术相比，古老的京剧或许捉襟见肘，它并不是给人以视觉的刺激，但重在调动观众的想象。汪曾祺说：“虽然戏台上尚司徒只是摇着一根马鞭，看不出他骑的什么”，但了解《封神榜》的观众看京剧《南阳关》，必然背得出那回肠荡气的唱词：“尚司徒胯下呼雷豹”……所以我肯定，京剧是一门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它之所以曲高和寡、趋于萧条，是因为在灯红酒绿的消磨中，现代人的想象力大大地退化了。诗意也成为让人费解的东西。

　　本世纪以来，京剧的命运几起几落，至今已成为少数人的艺术(或老人的艺术)。如此推论下去是很可怕的。京剧最令我怀念的还是梅兰芳的时代，那也是它鼎盛的时代。听老人回忆，《贵妃醉酒》上演的时候，可真是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票友都云集到城南去了，即使票早脱销了，哪怕站在戏园子外面听几句也好。

　　我去陶然亭玩，总要顺便拜访松柏庵，那儿有座大半个世纪前的梨园公墓。据京剧演员孙毓敏说：“民国初年庙已残废，庙外有一大块空地。当时京剧艺人地位低下，晚景凄惨，有的流落街间，死后无处埋葬。由荀慧生发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杨小楼等人呼应，每人交300元大洋，买下庙前十二亩荒地，辟为墓地，专供艺人们死后葬身，被称为梨园公墓。修建了梨园先贤祠，祠内还设‘先人注’，凡对戏曲事业有贡献的梨园界先人，都在祠内立有牌位。一代名优杨小楼、金少山等都先后安葬在这里……”

　　离此不远，就是解放后创办的北京市戏曲学校。我有时看见青年学生在围墙那边练武功和吊嗓子。或许，这里正是京剧艺术记忆与现实的结合部吧。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洪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