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翠的大名叫黎翠贞，生于1927年，家里一共九姊妹，黎翠贞排行第五，1944年春嫁给二十里外苦李树山梁上的覃光华，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大妹，次子长贵，黎翠贞于1958年9月病逝，逝年31岁。

　　童年时代的翠翠留给大家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且忧郁的。据长她一岁的黎大爷说，翠翠小时候常常喜欢一个人玩，不愿同兄弟姊妹以及村里的其他孩子交往。有一次，一个外来客在渡口处等船，见翠翠独自坐在坡上，便走过去逗她玩，没想到翠翠急了，放出大黄狗对其一阵狂吠，吓得外来客屁滚尿流地朝渡船码头边跑边喊。看得出，贵塘村的村民对翠翠都怀着一种景仰，他们普遍认为，翠翠是洪安的骄傲，政府应该利用这个资源合理开发沿岸的旅游业，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是翠翠的家乡。

　　告别贵塘村往苦李树去的路上，向导黎和平告诉我，过去两边的山上都长着茂密的树林，后来因为乱砍乱伐，才变成了现在光秃秃的样子。他说自己平时很少到苦李树，最近的一次还是两年前给那里盖房的一户人家送砖瓦，当说到翠翠的两个儿子时，黎和平很得意地告诉我，他们是表兄弟。

　　住在苦李树山坳里的覃大妹有着一副好身板，他今年刚好60岁，憨厚的大脸盘不时露出乡下人质朴的笑容。而个子相对瘦小的覃长贵则显得很健谈，他告诉我他的母亲在解放初期“土改”时已改名黎治明，1958年9月，因重感冒引起其他病症不治而亡。

　　兄弟俩对自己的母亲是否就是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显得并不十分在意，他们认为这一带有许多像“翠翠”一样的乡村妇女，至于沈老在小说《边城》中选择了母亲作为主人翁的原形，他们则感到很欣慰，因为母亲当年给他们留下的那份美好，在沈先生的书中得到了更广阔的展示，这也是对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兄弟俩和我一边聊着一边向半山腰上黎治明的墓地走去，那时天空格外的晴朗，有一阵云缝中还露出一缕霞光，我们走在弯曲狭窄的机耕道上，任冰凉的风不停地吹拂着脸庞。覃长贵告诉我，这片山坡虽然看起来很荒芜，但却是块风水宝地，今天自己和哥哥能够儿孙满堂，过上安稳的生活，想必也有母亲冥冥中的保佑。我静静地听着并仔细打量眼前的景色，远处黛色的山峦连绵不绝，白河像一根细腰带，优美地缠绕着边城，我知道那是翠翠思念的地方，因为那里的确有最最动人的呼唤！

　　翠翠找到了，也许还没有找到。我伫立在黎治明的墓前，既感到欣慰，也怀揣着疑惑，回想沈先生写完《边城》的时间(1934年4月19日)，黎治明才只有7岁(1927年生)，她能够作为翠翠的原形吗？然而，不论这一切是否真实，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沈先生《边城》中写翠翠和她祖父摆渡的那段时间，白河上仅有的两个码头除蒋宗来摆渡的上码头外，盛下的下码头摆渡人，就是黎治明的父亲黎光华和他美丽的妻子曾氏了。

　　边城的赶场天

　　每五天一次的茶峒场可谓是边城人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了，从白河上游的镇南头到原国立茶峒师范学校旧址的镇北头老街，近一里路的集市沸沸扬扬，吸引着来自花垣、松桃和秀山等地的汉、土、苗族乡民。他们一大早或走路，或乘渡船和冒着白烟的火三轮打四面八方汇集到茶峒镇，形成一条与白河一样纯朴的人流。

　　我是在临近中午的时候搭乘一辆火三轮进入场镇的。那时，白河码头上挤满了往来赶集的人，渡船在河面上犹如穿梭一般，驾驶火三轮的师傅告诉我，这是茶峒镇赶场独有的风景。当然，进镇的道路早已经被各种车辆堵死，一些性急的司机摁着快要嘶哑的汽车喇叭，梦想着从人车混杂的街道上穿过。也有脾气好的，燃上一支烟卷，慢悠悠地观赏着车窗外过节一样的男男女女，并不时同其中的一两个打着招呼，那情形就如同专门是到这里看热闹的，全然没有一点要走的样子。我停留在洞子口一溜剃头匠摆设的摊点前，那里是另一番景致，许多从围布中伸出的头正被许多把闪亮的刀子修理得服服帖帖，犹如一个个洗干净的大萝卜，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泛着一轮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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