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看到沈从文先生曾经描述过的水上繁荣，以及那些“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的油类……”(《边城》)的女人们，但许多时尚的女子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们有的染着各色奇异的头发，坐在大排量的摩托车后座上，一只手勾在掌管驾驶的年轻男人腰上，另一只手则捏一串烤土豆或者别的什么，那神情就像一位回乡看穷亲戚的小姨子。据当地人介绍，这些青年男女一般都是附近地盘上比较有名头的，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有的串一点生意，有的干脆就靠着父母创下的那点家业混天过日子。

　　其实，在拥挤的集市里，我的味觉才是最兴奋的，无论是滚烫油锅里翻腾的油粑粑，还是一碗浇着红油和葱花的米豆腐，都能唤起我对真正乡村生活的无比留恋。在紧邻码头的小吃摊旁，面对着缓缓东逝的白河，我狠狠地洗白了一碗加有肉臊的绿豆粉。那一刻，我的额头上沁出了点点汗珠，辣乎乎的嘴唇在寒风中轻轻地抽动着，如同孩子在向母亲呓语。集市将散的时候，我拍下了那张名为“现代翠翠”的照片，她抱着一只玩具狗，穿一件白色镶有橘红色领边的羽绒服。当时，她的美丽让我感到惊讶，有一阵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真的生活在边城？我还记得在摁动相机快门的那一瞬间，她很配合地笑了笑，眼里透出一种自信，背景上的那块门板很好地衬托出了她甜蜜的表情。而另一位姓唐的老人却显现了他的好客和热情，他手指着昏暗的木结构屋顶对我说，这幢老屋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开始，宽大的屋子里人气就一直很旺，鼎盛的时候还出现过四世同堂。

　　我默默地记下了这一切，因为在悠悠岁月缠绕的古旧屋梁和边城繁喧的集市，我看到了当代乡村生活的两极分化，以及怀旧与向往的难以统一。

　　边城大桥的左与右

　　站在边城的大桥上，面对白河的下游，我的左边是重庆市的洪安镇，右边则是湖南省的茶峒镇，两个镇子被一条不到百米宽的白河隔断，近百年来竟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洪安镇上的一位理发师傅告诉我，由于河的西边洪安主要是务农，与河东的茶峒相比，经济上就差了许多，居住在茶峒的人们不仅有船，习惯于长途贩运，而且还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集市，所以每逢赶场天，洪安这边总是冷冷清清，而那边的茶峒就是另番热闹情景了，据说过去这一带嫁姑娘都以嫁到茶峒为荣。

　　也许正因为如此，边城在抗日战争时期才被比喻成当时的“小南京”。那时，白河两岸茶峒和洪安小小的地盘上，光银行就有九家，水面上整天都是来往的船只，不论是入川还是出川的货物，统统都要经过这里，有的水手撑着船靠码头时还大声地唱着歌，故意惹来岸上好多女人的羡慕，就连当时的地方官都喜欢没事的时候去河边的茶蓬坐坐，说是那里的风景可以洗脑。

　　然而，在倾听到无数有趣故事的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如今边城所遭遇到的人为破坏是那样的触目惊心。一位世代居住在茶峒的老汉告诉我，从前的边城可以说是一幅绿的画卷，两岸葱郁的林木和竹子将一座古镇掩映在幽谧的山水间，许多鸟类和动物都栖息在两岸的丛林里，人们不仅过着自足的生活，也享受着大自然青山绿水的雅致和诗意。当话题转到被拆掉的城墙时，老汉更是显露着一份无奈和痛心，他指着离码头不远的地方说，那是过去古城墙的西门，自己的童年就在距离它不远的巷子里度过。我朝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那里已变成了一片废墟，一只黄狗正慢悠悠地用鼻子来回地嗅着。我很同情老汉，我知道一个人对美好家园的眷恋，就像沈先生过去在书中写到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我所生长的地方》)

　　站在边城的大桥上，我也看到了当地旅游开发的不成熟与滑稽。河的左边在一片乱石滩上建起了一座不土也不洋的风雨廊桥，既没有形成交通的便利，也没有增添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而河的右边则把过去有无数鸟儿居住的河心洲冠名为“翠翠岛”进行开发，并在岛上立了一座让人感到极不可思议的翠翠和黄狗的塑像，似乎是为了将沈先生故意模糊让人想象的翠翠作一个具体说明——翠翠就长得像这个样子。我很伤感，那一刻我在想，如果雕刻技术更为精湛的希腊人也把《伊利亚特》中的海伦塑成一个什么具体的样子，整个世界将会对此显现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天府早报/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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