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术繁荣献策
先生现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中的任何一个职务都足以让人敬慕,但先生说:“我只把这些看作是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袁先生的头衔和职位,没有一个是他自己主动谋求的。1992年3月,先生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天,经别人提醒,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全国政协常委里有自己的名字,才知道自己今后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了。1996年他被民盟的前辈领导人提名,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年,先生又被河北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接着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先生来说,法律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先生为了很好地履行一个代表的职责,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提交常委会讨论的法律草案,先生像做学问那样认真推敲,提出意见和建议。
常怀感激之心
在采访中我始终都怀着一个问题,由于担心会不会触及先生的创痛而没有发问,但最终还是问了:“先生既然在这个地方曾经遭受过不白之怨,为何还是一往深情,并且老而弥笃?”“我的气质和学问都是北大给的,没有北大就没有我的一切成绩,为北大做贡献是应该的。再说,比较起来我还是十分幸运,真没有什么委屈。”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甚至觉得这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袁先生说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并不是过分的谦虚,而是他的真情流露。他说:“我能做出一点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大家的帮助和成全。本应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留下许多缺陷。”常怀感激之心,表明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周围人的善意。常存惭愧之意,是一种可贵的反省精神,表明一个人智性的健康和完整。惟其通过反省,不断看到生命中尚需充实的空间,生命才具有不断走向充实的可能。
我急切地想知道袁先生在学生期间都受了哪些人的影响和鼓励,他告诉我:亲自教过他的老师就有:杨晦、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冯钟芸、魏建功、王力、袁家骅、高名凯、周祖谟、林焘、曹靖华、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周一良、邓广铭等。林庚先生是他多年追随的导师,林庚先生是以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而受到尊敬的大师。如前所述,林先生在给袁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自然地流露了他对这位弟子的赞赏,他们师生之间不仅有着学术上的师承、深厚的师生情谊,还有着朋友似的默契。难怪袁先生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版中将他和林先生的合影放在正文之前,也难怪在袁先生书架的一个明显位置上,摆放着袁先生和林先生的合影,林先生清癯而坚毅,袁先生充满敬意和幸福。袁先生每逢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学研究院这14年来的工作成绩时,总是由衷地感谢跟他密切合作过的一百多位老师,感谢副院长兼秘书长吴同瑞和秘书处的其他老师们。他说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有限,只不过能够体谅人、团结人而已。的确,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觉得心情愉快。
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我心中的北大》,在文中说:“北大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气象,有一个不可测其深浅的底蕴,唯有大海才能比拟。”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大海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智慧,获得了宽容,获得了勇敢。惟其如此,面对人生的各种考验,先生才显得那样雍容。
袁行霈
1936出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述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著)、《陶渊明研究》、《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主编之一)、《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等。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特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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