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写梁山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部分的开头是宋江在还道村梦遇九天玄女，接受了三卷天书。九天玄女嘱咐他要“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因此，这一部分主要写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殄灭奸凶。第三部分写梁山好汉受招安、征辽、平方腊，则是“辅国安民”，目的显然是要突出梁山好汉的“忠”。

　　历史上的“水浒”与时代的《水浒传》

　　解读一部古典名著，应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南宋时期“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是针对《水浒传》中破辽故事而发，体现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民间为什么喜爱这些绿林好汉？为什么要赞美宋江等人的忠义？这就是因为他们在梁山好汉身上寄托着民族意识和对南宋朝廷政治腐朽的不满。明代的社会现实有相似之处，因此在明代的许多评论者眼中，《水浒传》是一部忠义之作，他们称之为《忠义水浒传》，甚至径直称为《忠义传》。认为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即使最后被毒死，也是视死如归、大忠大义的壮烈之举。这些评论者看到了明代宦官如何专权、党争如何尖锐、忠良如何遭受迫害，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梁山上的英雄。正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所说：“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心腹，乌乎在？在水浒。”

　　然而到了清初，许多评论者突然众口一词地否定《水浒传》为忠义之作，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肯定了水浒中有忠义之士，就等于否定了国家的忠义之士。国家对他们应当斩尽杀绝，决不能让他们受招安，免遭刑罚，否则后世就会有效法者。出于这种考虑，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只保留前七十一回，以“惊噩梦”作为全书的结束，然后宣称这才是施耐庵的原作。百回本也好，百二十回本也好，都是罗贯中改编而成，是“恶札”。

　　金圣叹生活在明末清初，他的见解应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原因。胡适曾指出，金圣叹生活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因此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就是七十回本的由来。与此相联系，宋江也从明人心目中的忠义之士，变成了清人心目中的罪魁祸首，而且这一观点一直影响到现在。实际上，历代评论者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对《水浒传》的理解也必然带有各自时代的特征。但是，《水浒传》毕竟有其历史的客观规定性。只要从作品的整体出发，了解作品产生的各种社会因素，而不是像金圣叹那样对原作大动手脚，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那么，就可以找到更接近实际的、更为准确的答案。(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

　　王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已出版《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水浒戏”与〈水浒传〉的传播》、《〈水浒传〉明清诠释之比较》、《论水浒传的叙事逻辑》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史哲》、《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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