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儒家文化影响力的调查显示，韩国首尔领先，中国上海排在最后

　　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评、国学短信开通、国学博客开放……中国的“国学热”可谓持续升温，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论。复兴国学，是为圈钱获利，还是为传承文化？这场争论也关系到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中国如何延续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当今世界的意义等重大问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被认为是新儒家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并有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之称。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在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官邸，就中国儒家文化的一系列问题对杜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的文化断代很严重

　　记者：曾有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作为儒学的母国和发源地，中国的处境为何如此尴尬？

　　杜维明：这项调查是朱谦先生做的，当时他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传播研究所工作。当时调查的结果是，韩国首都首尔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中国上海排在最后。在中国这个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为什么儒家文化的影响反而不是很大？这个问题需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运动讲起。当时中国一心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跟西化又不可分割。儒家文化的衰落和这个潮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调查结果并不让人惊讶。

　　记者：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要打倒孔家店。

　　杜维明：不仅要打倒孔家店，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有好几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传统。一个是悲愤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又无能为力。再一个就是革命主义传统，还有一个就是反传统的传统，甚至造反有理的传统。这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发生了“化学变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传统文化的声音的确相对薄弱。如果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分开来，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传统文化的比重并不很大。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局，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但慢慢地，这种传统现在正在恢复，可能会逐渐回到一种正常的情况。

　　记者：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呢？

　　杜维明：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109年当中，每10年就会出现一次大的变动，如太平天国、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清朝的覆灭、军阀割据、国共两党抗衡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每5年就有一次大的变化：从朝鲜战争到大跃进，从三年自然灾害到集体农场，再到文化大革命，每次变化都惊天动地。如果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确是源远流长，但近代中国166年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所以中国人才会出现“集体健忘”，甚至这个“集体健忘”还是我们主动自觉的。这使得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和回顾，看起来就多元多样。我们认为，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就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儒学是应该扬弃的糟粕。

　　记者：现在有人常提文化的断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杜维明：中国的文化断代的确很严重，主要表现在五四以来，尤其是现代，影响了很多代人。这种情况非常让人忧虑。举个例子，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老的现代大学之一，但是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以后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北京大学、解放以后的北京大学、文革以后的北京大学都很不一样。这中间不仅北大的校址变了，它的教育理念、理想人格、学术目的都变了，学校的很多档案也流失了。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出现文化断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个情况和日本、韩国和美国都有很大不同。虽然在二战中吃了原子弹，但日本的学术谱系从来没有中断过。相比之下，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大陆，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中间不受干扰的人几乎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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