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市场经济是好的，我们担心的是市场社会。中国一旦滑入市场社会，所有人际关系包括婚姻都市场化了。中国人接触的价值领域太单一，过于突出政治经济，对文化不重视。比如中国的精英绝大多数愿意考理工或者医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学习文史哲好像没什么出路。就是学习社会科学的也大多选择企业管理和外文。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不仅在大陆，就是在整个华人文化圈中都比较少。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企业、政府、媒体要加大推动学习传统文化的力度。

　　希望政府和企业投入一些资金，专门培养文史哲的接班人。在美国，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大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在文史哲研究中从事中国研究的，又是精英中的精英。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半也是文史哲出身。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学术地位比商学院要高。在日本，清流(人文学者)比较清苦，但社会地位极高。我很熟悉的一个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他的亲戚中企业家不少，他的薪水比他兄弟低得多，但他在家里最受尊重。另外，学术界的工作比较稳定，可以长期发展，容易得到满足感。比如医学外科手术，做上1000次，是很乏味的重复劳动，没有多少创造性可言。所以医生多半会自己另外发展一些兴趣爱好，或是音乐或是其他艺术等。

　　西方开始逐步接纳儒家文化

　　记者：您长期在西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遇到的压力主要是什么？

　　杜维明：我是从1981年到哈佛大学教书的。在此之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10年，也就是说，我在西方讲授儒家文化已经有近40年时间了。

　　儒学能不能得到发展，能否用英语或者说非汉语来表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儒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卡。世界三大宗教，每个都有多元多样的文化形式和语言，我们可以用中文来念圣经，并不一定非得用希伯来文，我们也可以用中文来念佛教经典，并不一定非得用梵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法文、德文等来了解儒家文化呢？我个人在这方面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无论是从中文来讲还是从非汉语来讲都有困难。中文的困难在于：由于听讲人过分熟悉，他们会说，儒家的负面影响很大，你一定要在海外多讲它的好处。英文的困难是：听讲人很愿意听，愿意了解和认识儒家文化，但由于不熟悉和文化差异往往导致误读。

　　不过，现在西方开始逐步接纳儒家文化，开始思考它的人文价值。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把《论语》当作受教育的西方知识分子必须学习的一个文本。《论语》是唯一入选的非西方文本。

　　记者：他们主要关注儒学的哪些地方？

　　杜维明：基本上是伦理，包括个人的修养问题，还有社会的和谐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学的人文精神是很宽广的。西方的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对自然有侵略的倾向，对宗教不闻不问。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学要求人类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又要与宗教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它的内涵比较宽广。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念正逐渐被西方知识分子接受，成为最朴实的伦理。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环保危机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来源/《环球时报》，文/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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