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郑洪年升级国立暨南大学

　　1917年，战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委派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为筹办员。黄炎培邀请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赵正平共同筹划恢复暨南。

　　他们很快拟定了《暨南学校章程》和《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并招生启》。“招生启”介绍了暨南学校创办的缘由：“今将原有之暨南学校从新恢复，扩充规模，改良办法，分设专科，并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之各种事业，总以华侨子弟回国者得受适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进华侨文明程度，发达华侨实业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学校补习科正式开课。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校长为赵正平。5月，开始招收内地学生，以便与侨生互相取长补短。9月9日，暨南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有侨生70人，内地生40人。

　　暨南学校将“忠信笃敬”作为校训，并由清末状元张謇亲笔书写匾额，取意孔子的《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1923年，为了适应学生的增多，并创建大学部，暨南学校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宝山县下的小乡镇，离上海十余里地，有沪宁火车经过。

　　赵正平之后，暨南原教务主任姜琦接任校长职务。姜琦思想开明，在他治下，暨南学校更进一步扩充发展。但暨南学校升级为“暨南大学”，还是要等到1927年6月郑洪年上任。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体现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郑洪年两位校长主政的时期。“那便是侨生最多，富有青春力朝气蓬勃的时期”。

　　郑洪年曾师从康有为，1927年起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设部次长等各种职务，对教育问题也非常重视，以教育救国为己任。1907年首次归国的21名侨生到达上海后，也是由郑洪年接到南京。

　　担任暨南学校校长后，郑洪年力主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惟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

　　郑洪年希望从质量上完善华侨之最高学府的创建，“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他主张“知行并进，实事求是”，将应用技术课程作为大学的必修课；强调华侨的需要，开设《南洋概况》为全校的必修课；还规定每个本科生要掌握两门外语，第一外语为英语，第二外语从法、日、德、荷兰、马来五种文字中选一种。国内生则必须从荷兰、马来文中选一种，以便毕业后派到南洋服务。

　　郑洪年曾说，“余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为先图，其学有所长，德行足为学子表率者，无远近皆以礼先之。”鲁迅、蔡元培、马叙伦、胡适、郑振铎等都曾应邀到校讲演。夏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伦、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许德珩、洪深、黄宾虹、陶冷月、孙大雨等人则被延聘来校任教。

　　曹聚仁在暨南学校教外国学生读《浮生六记》、《老残游记》；教中国学生读《天演论》、《拊掌录》。在他看来，这些思想方法论和文学批评一类的著作，在过渡时代，对于语文入门，是非常有用的。而他所用的教材，多取自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林琴南的《拊掌录》这样用古文体翻译的西洋文学名著，“一方面可以养成青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能力，一面也介绍了西洋文学名著”。

　　在真如时期，暨南学校的侨生占了学生总数的95%以上，“每逢假日，真如车站一眼看去，都是戴着形形色色的帽子、近于‘小黑炭’型的小伙子。”

　　真如时的暨南大学，学生最多时有1700多人，这让校史专家马兴中印象最为深刻。在解放前，大学规模能上千人就已经不错了。

　　真如乡间的农民则把暨南师生看作另外圈子中的人，学生被当成从海外回来的王子，“腰缠十万贯，骑鹤来上海”。“因此，他们的鸡也特别值钱，鸡蛋也比上海的贵”。曹聚仁在回忆录中说。

　　“一·二八”事变后，暨南大学的师生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运动，引起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1934年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视察教育和筹募基金”的名义，调郑洪年前往南洋。校长职务由沈鹏飞代理。

　　1935年，历史学者何炳松接任校长。

　　何炳松就职后，在第一次全校大会上指出：“现在国势阽危，国难严重，许多人已经无书可读……我们在有书可读之时，应努力读书。”他提出的培养目标是：“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的政客。况且暨南比其他大学另有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

　　之后“八一三”事变，真如成为战火的中心，暨南大学只能再度播迁。1938年，暨南大学迁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又播迁到福建建阳。

　　1945：何炳松掌校10周年

　　1943年，18岁的福建少年陈默从南平考入国立暨南大学，选了国际贸易系，因为“可以赚洋人的钱”。入校前，陈默已经知道“何炳松”这个名字，他高中念的外国历史课本就是何炳松编的。

　　那时，何炳松已经在国立暨南大学当了8年校长。他还需要在校长位子上苦苦坚持3年。

　　何炳松由官费送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史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他在国内最先传播鲁滨逊的“新史学”，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精华。1935年1月，他与王新民等9人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以“此事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同时也对欧美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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