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介石政权已不抱幻想的常秀峰，开始思谋出国深造，并用画笔和诗文换得稿费来生活。1946年11月，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常秀峰以记者身份前去采访。在会场上，他看到“行使民主权利”的代表不是在打瞌睡，就是在织毛衣，于是把会场上的种种丑态速写下来准备发表。走出会场时，警察没收了他的画稿，并将他逮捕，罪名是“替异党(指共产党)做调查统计和刺探消息”，幸亏得朋友相助才获得释放。不久，他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两幅反映农村生活的画，被便衣特务私审一番，指责他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原来他们把画面中农民手握的新月式镰刀当成了共产党的标志—斧头镰刀，捕风捉影的荒唐映射出白色恐怖的程度。

　　伤悲故国出走印度

　　在精神的苦闷和生活的艰辛中，常秀峰的艺术水平却在节节攀升。于右任识其行书得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精髓，篆隶有秦汉魏碑之古朴，各种字体自成法度，于是要这个年轻人为自己画肖像。艺术大师溥心畲来南京展画，知常秀峰为明开平王后辈，执着于艺术，赠晚辈一诗：“宁戚歌硕鼠，短衣干齐君；冯眗不得志，弹剑动田文。风云一际会，遂使成奇勋；开平扶明业，史简尚垂芬”。

　　他个人举办了名为“画古话今”的画展，作品以花鸟仕女为主。傅抱石在题跋中赞曰：“秀峰研学治艺最勤，君工诗词，数年吟咏，故其作品中多富诗意……观其构图行笔，颇多可嘉处，遂题数语归之”。陈之佛先生在其《寒夜梅雀》上题字：“浓香残月，玲珑影照见花间夜鸟眠”。媒体的艺术评论说，“从画意诗句中可以看出作者的造诣，纯真超俗且富热情，给人以清新的情趣。特别是《秋》，秋风残荷，落花流水，予人无限感伤。”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取消学校美术课，让许多学美术的年轻人感到走投无路，出国留洋成风潮。按照徐悲鸿指引的方向，常秀峰加快办理留学印度的手续。虽然有印度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但南京政府外交部不给自费留学者办护照。外交部护照科官员告诉他，只有加入国民党，且有两位中央委员担保才能办出国留学护照，以避免青年人到海外散布不利政府的言论。

　　两个月后，常秀峰前去看望傅抱石老师，提及办护照遇到的麻烦，傅老师写一便条，让他去找著名画家、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会长陈树人先生帮忙。陈树人听说是为艺术出国，给常秀峰支招：只要得到印度华侨学校的任教聘书，可以帮他办护照，还把自己的画拿出来和晚辈切磋。很快，常秀峰得到印度中华学校的聘书，陈树人帮他办妥了所有出国手续。

　　就在此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取消学校美术课的决定引起全国美术界的抗议，与正在进行的反饥饿运动汇合。常秀峰加入到“中央大学”师生的游行队伍，在中正北路与拿高压水龙头的军警展开搏斗。常秀峰在“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虽然我已离开了学生生活，但有机会参加这场历史性的爱国游行示威，总算未辜负时代赋予我的使命。”

　　“我是从上海离开祖国的，乘坐英国的轮船”。常秀峰对往事记忆犹新，“我的同学为我订好船票，我就雇了两辆黄包车去码头。一辆载着我和书箱，另一辆拉着买船票的钞票。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一张船票需要一车的钞票去购买！”

　　帮张大千在印度办画展

　　1947年7月13日，常秀峰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因受经济影响，他不得不向国际大学申请暂缓入学，到华侨学校任美术教师，与英文教师毕朔望相识。两人皆在重庆生活过，都喜欢挥文弄墨，毕朔望向学生推荐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常秀峰则将学生把国民党背景的报纸踩在脚下的情形速写成漫画《斯文扫地》，让校方不快。

　　华文报纸《印度日报》副刊缺稿，常秀峰把记述回乡看到的人民流离失所的长诗《还乡行》发表，国民党政府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蔡维屏为此召见他的叔父、时任国际大学教授的常任侠，指责此诗反政府反兵役，不能再写此类诗文。

　　1948年秋季，常秀峰到国际大学艺术学院报到，师从有“印度的齐白石”之称的艺术大师南德拉鲍斯博士。重返艺术研习天地，常秀峰对印度现代民族复兴派及古典袖珍书派充满兴趣，对印度的艺术教学也感新鲜。“在中国，我们对着石膏像和模特儿画来画去，而印度艺术家说模特儿就是现实中的人和景。”常秀峰说，“总之我们的绘画课都是在城镇、田野上，理论课也在树林里上，时时闻到泥土的气息。”

　　常秀峰记忆深刻的是，1949年春天他帮助国画大师张大千举行书画联展。常秀峰不仅给张大千充当翻译，也跟着学画。张大千看他用厚纸板作画，就送给一些亲自在安徽泾县监制的“大凤堂”宣纸。这些宣纸常秀峰一直舍不得用，珍藏10多年后从印度带回中国，转赠一张给泾县宣纸厂作为研究改进的参考。

　　张大千不懂外语，而常秀峰却懂英文、印度语、俄语三种外语。张大千邀他同游欧美，既有拓展艺术的好意，也有充当翻译的现实需求。但是，常秀峰婉拒了，说悲鸿先生交给的任务还没完成。“再说，徐悲鸿、郑振铎先生来信要我力劝张大千回祖国大陆，说他毁坏敦煌壁画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但他还是要远走，到阿根廷、巴西。”常秀峰说。

　　派专机接他回祖国

　　从国际大学毕业后，常秀峰在加尔各达从事艺术教育工作。1956年，印度北部山城噶伦堡的中华中学忽被大火烧毁，常秀峰前去担任校长。他用艺术之笔和雕刻之手，设法从地方政府和豪门贵族中募集建校资金。

　　噶伦堡政府官员看到他绘画作品充满了印度生活风情，便邀请他参加地区美展，聘他为评奖委员。常秀峰制作的竹骨纸摺扇获得特等奖，他与师生合制的20多件竹雕作品皆被不丹王子购买珍藏。诗翁泰戈尔的儿媳和著名诗人奈都夫人，都题词赞颂。常秀峰的公众信任度因此快速提升，为筹款建校带来极大便利。

　　1959年达赖喇嘛在西藏发动叛乱、逃往印度后，中印关系恶化，印度排华运动兴起。常秀峰和妻子饶欢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双双投入监狱，半年后无罪释放。提及此事，常秀峰不胜感慨，“真正救我性命的是艺术。我给杀人犯、小偷、狱警都画过素描像，教狱卒雕刻技术，他们最终没能迫害于我，认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艺术家。”

　　中国大使馆当然没有忘记他家遭受的灾难。常秀峰夫妇被捕当天，大使馆工作人员就前来救急，此后还多次教他们如何应对危机。常秀峰夫妇俩无罪获释后，使馆人员前来接迎。1961年6月2日中国政府派专机接他们全家回国。

　　回到北京后，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归侨欢迎会上对常秀峰诸多嘉勉,“你们夫妇海外回来，虽受到种种困难折磨，但你们坚强不屈，终于平安归来，不愧为中华好儿女。”

　　蹉跎了的黄金年华

　　1962年，常秀峰携全家到安徽艺术学院任教。后调往安徽师范学院任副教务长，筹建艺术系。他把二胡演奏家刘北茂(刘天华的弟弟)等艺品人品俱佳的老师从其它学校挖来，又从根雕店铺里搜出民间雕刻高手做助教，师院艺术教育就此高水平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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